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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山苏轼符号

时间:2019年03月06日 信息来源:选自《乐山师范学院学报》(月刊),2014年第4期(总第211期),2014年4月出版。 点击: 加入收藏 】【 字体:

 

眉山苏轼符号

 

刘清泉

 

内容提要:眉山苏轼遗迹大多湮没于历史的风尘,眉山苏轼遗址比较重要的有纱行故居、天庆观乡校和老翁山坟茔,它们超越时空、衍生发展,并在符号化的过程中演变成为眉山苏轼符号的标志,眉山苏轼符号具有苏轼潜意识主体的特征,象征苏轼孕奇蓄秀的精神特质和苏轼文化之根,因此,潜意识乃苏轼的文字之根、仁政之根、灵魂之根。

关键词:眉山  苏轼符号  标志  特征

 

苏轼在眉山生活了约25年(21岁以前、守母丧、守父丧),占人生的三分之一多的时间。但是,在眉山期间却只留下了少数几篇作品,如《猪母佛》、《咏怪石》、《苏廷评行状》、《中和胜相院记》、《四菩萨阁记》等。

眉山苏轼遗迹大多湮没于历史的风尘,眉山苏轼遗址比较重要的除纱縠行故居即三苏祠外,尚有天庆观乡校和老翁山坟茔,它们是眉山苏轼符号的标志。

 

一、眉山苏轼符号的标志

 

(一)纱縠行故居

 

“纱”的意思是棉花、麻等纺成的较松的细丝,可以捻成线或织成布,“縠”的意思是有皱纹的纱,“行”音háng,本义是道路,引申为行业。苏轼“纱縠行”故居在眉山城西南隅,此街巷的得名是因为这里是买卖纱线、布帛及其工具的市场。与苏轼故居相关的具体地名,只有“纱縠行”确凿地多次出现在其诗文中,举例如下:

例一:先夫人僦居于眉之纱行。一日,二婢子熨帛,足陷于地。——苏轼《记先夫人不发宿藏》[1]8547

例二:轼年十二时,于所居纱行宅隙地中,与群儿凿地为戏,得异石如鱼,肤温莹,作浅碧色,表里皆细银星,扣之铿然。——苏轼《天石砚并序》[1]2099

例三:元八年八月十一日,将朝,尚早,假寐,梦归行宅,遍历蔬园中。——苏轼《梦南轩》 [1]8136

例一:先夫人:苏轼母亲程夫人;僦居,租屋居住;眉,眉州,治眉山县现东坡区;纱縠行:现在眉山市东坡区老城区西南隅,施宿《东坡先生年谱》谓苏轼生于眉山县纱縠行私第。二婢子熨帛,两个婢女在从事熨烫丝绸的工作。这些说明程夫人是在手头拮据的情况下经营布帛生意的,租赁期满之后不再续租此屋,因此才有“会吾迁居”之说。但是,不排除她在财力不允许的条件下,在纱縠行另外僦居;或者在财力允许的条件下,在纱縠行购买铺面和家园。司马光《程夫人墓志铭》说夫人“即罄出服玩鬻之以治生,不数年遂为富家”,可见苏家购买“五亩园”的可能性。当然,这只是推测。以“僦居”否定苏轼“纱縠行”故居,而另辟蹊径,说在眉山某某乡下,却只有明代以后的文献,显然只是推测而已。

例二:在注释“于所居纱行宅隙地中”云:“《宋文鉴》无此十字。“[1]2099

例三:元祐八年(1093)八月十一日,时苏轼在开封。此短文中的纱縠行旧宅,为苏轼儿时旧居,在眉州城西南隅。与例一中“僦居于眉之纱縠行”的寓所,虽然都在纱縠行,但非同一个地方。从环境来看,其中有菜园、南轩、小池、修竹、野鸟等,与例二、《记先夫人不残鸟雀》中所描写的类似,为同一个地方。

我以为,苏轼故居不应该在乡下。苏轼为祖父苏序所作《苏廷评行状》[1]1787云:“李顺反,攻围眉州。公年二十有二,日操兵乘城。会皇考病没,而贼围愈急,居人相视涕泣,无复生意。而公独治丧执礼,尽哀如平日。太夫人忧甚,公强施施解之曰:‘朝廷终不弃,蜀贼行破矣。’”意思是:李顺造反时,围困攻打眉州,当时苏公二十二岁,每天都手持武器登上城楼。正赶上其父病逝,而盗贼围城更加猛烈,城中之民都相对流泪,连活下去的意志都丧失了,而苏公依然为先人办理丧事,一切依照丧礼,哭声哀恸,就像没有战事一样。他母亲为盗贼攻城十分忧闷,苏公缓慢地劝导她说:“朝廷总不会丢下蜀中不管,这些盗贼很快就会被打败的。”可见,苏轼祖父已经在城内居住。

眉山城及其近郊,湮没在岁月风尘里的苏轼遗迹不可胜数。从现存三苏的诗文可知,有蚕市、蟆颐观、醴泉寺、醴泉山等。如“闲时尚以蚕为市,共忘辛苦逐欣欢。……忆昔与子皆童丱,年年废书走市观。”(苏轼《和子由蚕市[2] 276)、“王十朋集注引子由《踏青》诗叙云:眉之东门外十数里,有山曰蟆颐,山上有亭榭松竹,山下临大江。每正月人日,士女相与游嬉饮酒于其上,谓之踏青也。’……苏轼《送贾讷倅眉二首》有‘人日东郊尚有梅’句。自注云:‘人日出东郊,渡江,游蟆颐山,眉之故事也。’”(苏轼《和子由踏青》注[2]273)、“醴泉寺古垂橘柚,石头山高暗松栎。”(苏轼《送表弟程六知楚州》[2]2992)、“正似醴泉山下路,桑枝刺眼麦齐腰。”(《自昌化双溪馆下步寻溪源,至治平寺,二首》[2]897)等,由此可知,苏轼兄弟在眉山城及近郊的活动,这也可佐证苏轼兄弟儿时就居住在眉山城内。

与“纱縠行”故居相关的建筑等,在苏轼兄弟的诗文中,亦可寻觅到蛛丝马迹,例如:

1.书堂。苏轼《记先夫人不残鸟雀》[1]8458云:“少时所居书堂前,有竹柏杂花丛生满庭,众鸟巢其上。武阳君恶杀生,儿童婢仆,皆不得捕取鸟雀。数年间,皆巢于低枝,其鷇可俯而窥。又有桐花凤,四五日翔集其间。此鸟羽毛至为珍异难见,而能驯扰,殊不畏人。闾里间见之,以为异事。”意思是:小时候,住所的书堂前,满院竹柏杂花丛生,群鸟在花树上筑窝。武阳君讨厌杀生,小孩儿、婢仆,都不得捕捉鸟雀。数年间,鸟窝都筑在低枝上,能低头看到窝里的雏鸟。还有桐花凤,四五天都飞集到这里。这种鸟的羽毛特别珍贵罕见,能驯化,不怕人。邻里的人有时看到了,以为是怪事。此处的“书堂”,与南轩或藏书室,不知是否为同一建筑?

2.南轩。苏辙有《南轩记》,又有诗《初发彭城有感寄子瞻》云:“念昔各年少,松筠閟南轩。闭门书史丛,开口治乱根。”苏轼《御史台榆、槐、竹、柏四首》[2]2103云:“此君知健否,归扫南轩绿。”苏轼《正月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次子由韵二首》[2]2119云:“忆我故居室,浮光动南轩。”苏轼《再和杨公济梅花十绝》[2]3655云:“白发思家万里回,小轩临水为花开。”小轩亦指南轩。苏轼《梦南轩》[1]8136云:“已而坐于南轩,见庄客数人,方运土塞小池。……南轩,先君名之曰‘来风’者也。”南轩为苏轼兄弟青少年时的卧室兼书房,苏洵名之为来风轩,现三苏祠之来凤轩,乃取梅尧臣“岁月不知老,家有雏凤凰”诗意命名。

3.疏竹轩。苏轼《咏怪石》[2]5490云:“家有粗险石,植之疏竹轩。”

4.五亩园。苏轼《异(鹊)雀并序》[2]3470云:“昔我先君子,仁孝行于家。家有五亩园,幺凤集桐花。”注释“幺凤”云:鸟名。羽五色,状如传说中之凤鸟而体形较小,故名。又因其常于桐花开时集于桐上,也称桐花凤。可与《记先夫人不残鸟雀》中“竹柏杂花丛生满庭”、“又有桐花凤,四五日翔集其间”相互印证。

5.藏书室。苏辙《藏书室记》[3]1238云:“予幼师事先君,听其言,观其行事。今老矣,犹志其一二。先君平居不治生业,有田一廛,无衣食之忧,有书数千卷,手缉而校之,以遗子孙,曰:‘读是,内以治身,外以治人,足矣。此孔氏之遗法也。’先君之遗言,今犹在耳。其遗书在椟,将复以遗诸子,有能受而行之,吾世其庶矣乎!”

由此可见,其住宅内部的建筑,有书堂、南轩、疏竹轩、藏书室等;其住宅内部的环境优美,在五亩庭园里有竹笼、柏树、桐树、果树、杂花、鸟儿(特别提到桐花凤)、水池、菜圃等。“纱縠行”故居的面貌可从苏轼兄弟现存的文献资料中清晰地勾勒出来。倘若别有故居,恐怕已难以找到第一手文献资料以佐证其存在。

苏轼“纱縠行”故宅在元代改为祠堂,其依据是元代延祐三年(1316)前,高丽诗人李齐贤到峨眉山去祭天,路过眉山,参观了三苏祠;另外,《四川通志》亦云:“三苏祠,在州治西南,即纱縠行苏洵故宅,元建为祠,洪武间重修。”改宅为祠的目的是供奉、祭祀三苏父子,最初的名称是三苏堂,后改为三苏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其名称是三苏公园管理委员会,1979年更名为三苏文物保管所,1984年更名为眉山三苏祠博物馆,2006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总而言之,在眉山苏轼遗址中,“纱縠行”故居,历经岁月沧桑,衍生发展为眉山三苏祠博物馆,它在符号化的过程中,理所应当并且无可争辩地成为眉山苏轼符号最重要的标志之一。

 

(二)天庆观乡校

 

在人生历程中,故居的作用举足轻重,而学校的作用亦不可小觑。苏洵认为:“教化之本,出于学校。”据第一手文献记载,苏轼兄弟读书的学校,先有天庆观(乡校),继有寿昌院(州学)。后来,其父苏洵亲授以书。

天庆观非眉山独有,苏轼《书天庆观壁》、《书子由金陵天庆观诗》、《天庆观乳泉赋》等作品,均与眉山天庆观无关。为什么各地均建有天庆观呢?此事与宋真宗有关。

《宋大诏令集》卷二有《改大中祥符元年赦》(正月戊辰)云,因“天书”降而改年号为“祥符”。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十月十四日,诏令天下建立天庆观,《嘉泰会稽志》卷七引了诏书文字:“朕以亲崇至道,诞为元符。率土溥天,期福祥之咸被;灵坛仙馆,俾兴作以攸宜。庶昭清静之风,永洽淳燕之化。式营仙馆,以介民禧。宜令州、府、军、阃县择地,并建道观一所,并以天庆为观。”意思是说,天庆观的“天庆”,是因“天书”降,让天下人共同来庆祝,享受天赐福祉之意。由此可知:第一,天庆观建立的时间1009年;第二,择地新建,或者以道教的宫、观改作亦可。如《湖州旧志》曰:“天庆观在府治北,梁大同二年建,名玄风观。唐改龙兴,宋祥符元年改天庆。”

据不完全统计,在苏轼诗文中,涉及眉山天庆观者,有《众妙堂记》[1]1142《陈太初尸解》(别本有题《道士张易简》者)[1]8314和《题李伯祥诗》[1]7643三篇。全文引述如下:

眉山道士张易简教小学,常百人,予幼时亦与焉。居天庆观北极院,予盖从之三年。谪居海南,一日梦至其处,见张道士如平昔,汛治庭宇,若有所待者。曰:“老先生且至。”其徒有诵《老子》者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予曰:“妙一而已,容有众乎?”道士笑曰:“一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审妙也,虽众可也。”因指洒水草者曰:“是各一妙也。”予复视之,则二人者手若风雨,而步中规矩,盖涣然雾除,霍然云散。予惊叹曰:“妙盖至此乎?庖丁之理解,郢人之鼻,信矣。”二人者释技而上,曰:“子未睹真妙。庖、郢非其人也。是技与道相半,习与空相会,非无挟而径造者也。子亦见夫蜩与鸡乎?夫蜩登木而号,不知止也。夫鸡俯首而啄,不知仰也。其固也如此。然至蜕与伏也,则无视无听,无饥无渴,默化于荒忽之中,候伺于毫发之间,虽圣智不及也。是岂技与习之助乎?”二人者出,道士曰:“子少安,须老先生至而问焉。”二人者顾曰:“老先生未必知也。子往见蜩与鸡而问之,可以养生,可以长年。”

广州道士崇道大师何德顺,学道而至于妙者也。作堂榜曰“众妙”。以书来海南,求文以记之。予不暇作也,独书梦中语以示之。戊寅三月十五日,蜀人苏轼书。——苏轼《众妙堂记》

吾八岁入小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童子几百人,师独称吾与陈太初者。太初,眉山市井人子也。予稍长,学日益,遂第进士、制策,而太初乃为郡小吏。其后予谪居黄州,有眉山道士陆惟忠自蜀来,云:“有得道者曰陈太初。”问其详,则吾与同学者也。前年,惟忠又见予于惠州,云:“太初已尸解矣。蜀人吴师道为汉州太守,太初往客焉。正岁旦日,见师道求衣食钱物,且告别。持所得尽与市人贫者,反坐于戟门下,遂寂。师道使卒舁往野外焚之,卒骂曰:‘何物道士,使我正旦舁死人!’太初微笑开目,曰:‘不复烦汝。’步自戟门至金雁桥下,趺坐而逝。焚之,举城人见烟焰上眇眇焉有一陈道人也。”——苏轼《陈太初尸解》

眉山矮道士李伯祥好为诗,诗格亦不甚高,往往有奇语。如“夜过修竹寺,醉打老僧门”之句,皆可爱也。余幼时学于道士张易简观中,伯祥与易简往来,尝叹曰:“此郎君贵人也。”不知其何以知之。——苏轼《题李伯祥诗》

苏轼入小学的天庆观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已无确凿的第一手资料可考,那么究竟是在城内,还是在乡下呢?著名苏学专家孔凡礼在《关于苏轼、苏辙读书的天庆观》[4]中认为,根据各地“方志”的记载推测,眉山的天庆观应该在城内为宜。其文云:

那么,眉州的天庆观在什么地方?是城内,还是在乡下?

《景定建康志》卷四十五说天庆观在建康(南京)府治西北。

《嘉泰吴兴志》卷六说吴兴(湖州)的天庆观在子城一百五十步。

《咸淳临安志》卷七十五说临安(杭州)的天庆观在宰执府。

《宝庆四明志》卷十一说四明(明州、宁波)的天庆观在子城东南一里。

《吴郡志》卷三十一说吴郡(姑苏、苏州)的天庆观在长洲县西南。长洲乃苏州的附郭县。如果说“县西南”是指县城,那就是苏州城内,如果是说县境,那离苏州城也不会很远。

《嘉泰会稽志》卷七说会稽(越州、绍兴)的天庆观府东南五里一百二十步,隶会稽(绍兴府的附郭县之一,另一县是山阴县)。

以上六例,其中建康、吴兴、临安、四明的天庆观,是在州城或府城内。吴郡、会稽的天庆观,虽不在州城或府城内,但离州城或府城不远。

因此可以认为眉州的天庆观当在州城内,因为州城内人口比较集中,便于传达朝廷德音,以共享福祉。

另外,苏轼八岁入乡校天庆观读书之事,亦见于苏轼的《范文正公文集序》[1]961,文曰:“庆历三年,轼始总角入乡校,士有自京师来者,以鲁人石守道所作《庆历圣德颂》示乡先生。”苏轼在《陈太初尸解》曰:“吾八岁入小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时庆历三年(1043)苏轼八岁。总角:《礼记·内则》:“男女未冠、笄者……拂髦总角。”郑氏注:“总角,收发结之。”此以儿童发式借指童年。乡校,古代地方学校。晋袁宏《后汉纪·光武帝纪四》:“更拜恂(寇恂)为汝南太守。郡中无事,乃修乡校,能为《左氏春秋》者,亲与学焉。”[5]“乡校”眉州地方学校,乃眉州子弟读书求学之所,自以设在州城为宜。石守道,即石介,《庆历圣德颂》见于《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一《庆历圣德诗》,此诗序中纪事时间最迟为庆历三年四月十三日。在当时的条件下,苏轼能在当年见到,只有在州城内才能办到,因为州城信息快捷,交通方便。乡先生,古时尊称辞官居乡或在乡教学的老人,此指张易简。

寿昌院(州学)在眉山城西,只是具体位置已不可考。

苏辙《送家安国赴成都教授三绝》(其一)[3]298云:“城西社下老刘君,春服舞雩今几人。白发弟兄惊我在,喜君游宦亦天伦。”自注云:微之先生门人,惟仆与子瞻兄复礼与退翁兄皆仕耳。苏辙《送家定国朝奉西归》[3]288云:“我怀同门友,势如晓天星。老去发垂素,隐居山更青。退翁联科第,俯仰三十龄。仕官守乡国,出入奉家庭。”[诰案]家勤国,字汉公;定国,字退翁;安国,字复礼。史称勤国及其弟安国、定国,皆从刘巨游。与二苏为同门友。由此可知,学校在城西。另外,苏轼、苏辙、家安国和家定国都是刘微之门人,且进士及第,入朝为官。

而苏轼在诗文中却没有提及刘巨微之。苏轼《次韵子由送家退翁知怀安军》[2]3099曰:“吾州同年友,粲若琴上星。……永愧旧山叟,凭君寄丁宁。”“旧山叟”:王文诰云:“刘巨,字微之。公幼所从学者。此云‘旧山叟’,正指刘也。据此二句,公甚念之,而集中他无一字及之,今补载”。

庆历八年,40岁的苏洵“遂绝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学术”,闭门读书,精心指导苏轼兄弟读书,把“致君尧舜”的希望寄托在他们的身上。

因此,苏轼兄弟的母校,有第一手文献可考者只有天庆观(乡校)和寿昌院(州学)。而见诸苏轼笔端的天庆观,显而易见对苏轼的影响更加重大而深远。在眉山的苏轼遗址中,天庆观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是眉山苏轼符号的标志之一。

 

(三)老翁山坟茔

   

在眉山苏轼遗址中,除了故居、学校之外,还有一个让苏轼兄弟魂牵梦绕之处,那就是他们父母的坟茔所在地——老翁山。

苏洵诗文涉及此山的,有《祭亡妻文》[6]275、《老翁井铭》[6]259、《老翁井》[6]43等。
安镇之乡,里名可龙,隶武阳县,在州北东。有蟠其丘,惟子之坟。凿为二室,期与子同。骨肉归土,魂无不之。我归旧庐,无不改移。魂兮未泯,不日来归。——苏洵《祭亡妻文》(节选)

丁酉岁,余卜葬亡妻,得武阳安镇之山。山之所从来甚高大壮伟,其末分而为两股,回转环抱。有泉坌然出于两山之间而北附,右股之下畜为大井,可以日饮百余家。卜者曰吉,是其葬书为神之居。盖水之行常与山俱,山止而泉冽,则山之精气,势力自远而至者,皆畜于此而不去,是以可葬无害。

他日乃问泉旁之民,皆曰是为老翁井。问其所以为名之由,曰:“往岁十年,山空月明,天地开霁,则常有老人苍颜白发,偃息于泉上,就之则隐,而入于泉,莫可见。”盖其相传以为如此者久矣。因为作亭于其上,又石以御水潦之暴,而往往优游其间,酌泉而饮之,以庶几得见所谓老翁者,以知其信否。然余又闵其老于荒榛岩石之间,千岁而莫知也,今乃始遇我而后得传于无穷。遂为铭曰:

山起东北,翼为南西。涓涓斯泉,坌溢以弥。敛以为井,可饮万夫。汲者告吾,有叟于斯。里无斯人,将此谓谁。山空寂寥,或啸而嬉。更千万年,自洁自好。谁其知之,乃讫遇我。惟我与尔,将遂不泯。无溢无竭,以永千祀。——苏洵《老翁井铭

井中老翁误年华,白沙翠石公之家。
公来无踪去无迹,井面团圆水生花。
翁今与世两何预,无事纷纷惊牧竖。

改颜易服与世同,无使世人知有翁。——苏洵《老翁井》

苏洵祭亡妻文》只写了安葬亡妻的位置:在眉州东北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一个像蟠龙一样的山丘之上,没有写明山丘的名称。从“凿为二室,期与子同”可知,苏洵与妻子合葬的期望和事实。老翁井铭》和《老翁井》均以安葬程夫人山丘之下的老翁泉为题材,其中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往岁十年,山空月明,天地开霁,则常有老人苍颜白发,偃息于泉上,就之则隐,而入于泉,莫可见。”意思是很久很久以前,在山丘空寂、雨过天晴、风清月明的时候,远望泉井,就常常看见一位白发老翁,偃息(仰卧休息)于泉井之上,可走近看时,老翁即隐没于泉井之中不见了。山脚下的老翁泉声名远播,故把此山名之曰:老翁山。老翁山之名始见于苏轼《送贾讷倅眉二首》(其二)[2]3035 “老翁山下玉渊回,手植青松三万栽”,公自注:先君葬于蟆颐山之东二十余里,地名老翁泉。君许为一往。感叹之深,故及之。

苏辙在《坟院记》[3]1240中说:“坟之西南十余步有泉焉,广深不及寻,昼夜瀵涌,清冽而甘,冬不涸,夏不溢。自辙南迁,而水日耗,至夺刹(即广福禅院,先公文安府君赠司徒坟侧精舍也。)遂竭。父老来告,辙惕焉。疑获谴于幽明,徬徨不知所为。而手诏适至,泉亦滃然而复。山中人皆曰:‘诏书乃与天通耶?’辙闻之,溯阙而拜,以膺上赐。久之,乃为之记,使世世子孙知兹刹废兴所自,以无忘朝廷之德。”从这段文字可知,苏辙兄弟南迁,则此泉枯竭;当他们遇赦“手诏适至,泉亦滃然而复”,可见,老翁泉与苏辙兄弟的命运休戚相关。

后来,苏轼原配王弗和父亲苏洵先后在京师病逝,均归葬于此。苏轼在《亡妻王氏墓志铭》[1]1624云:

治平二年五月丁亥,赵郡苏轼之妻王氏卒于京师。六月甲午,殡于京城之西。其明年六月壬午,葬于眉之东北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先君先夫人墓之西北八步。轼铭其墓曰:

君讳弗,眉之青神人。乡贡进士方之女。生十有六年,而归于轼。有子迈。君之未嫁,事父母;既嫁,事吾先君、先夫人,皆以谨肃闻。其始,未尝自言其知书也。见轼读书,则终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后轼有所忘,君辄能记之。问其他书,则皆略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静也。从轼官于凤翔。轼有所为于外,君未尝不问知其详。曰:“子去亲远,不可以不慎。”日以先君之所以戒轼者相语也。轼与客言于外,君立屏间听之,退必反覆其言曰:“某人也,言辄持两端,惟子意之所向。子何用与是人言?”有来求与轼亲厚甚者,君曰 :“恐不能久。其与人锐,其去人必速。”已而果然。将死之岁,其言多可听,类有识者。其死也,盖年二十有七而已。始死,先君命轼曰:“妇从汝于艰难,不可忘也。他日汝必葬诸其姑之侧。”未期年而先君没。轼谨以遗令葬之。铭曰:

君得从先夫人于九原,余不能。呜呼哀哉!余永无所依怙。君虽没,其有与为妇何伤乎?呜呼哀哉!

王弗葬于先君先夫人墓之西北八步,而立之年的苏轼似乎预感到自己坎坷的仕途,说“君得从先夫人于九原,余不能”,你可以陪伴在婆婆的身旁,可是我却不能陪伴在你们的左右啊。

熙宁八年(1075)正月二十日,苏轼在密州夜梦王弗,醒后作《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7]131以悼念,词云: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岗。

上片记梦前的思念,下片记梦回眉山。在纱行故居的小轩窗,王弗正在梳妆,乍然一见,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结尾设想孤坟中的妻子常年的痛苦和守侯。在明月之夜的老翁山短松岗上,亡妻为怀念自己而柔肠寸断。此词情感真挚,可谓千古第一悼亡词。

在老翁山上长眠着苏轼血缘最近的亲人,怎么能不让他萦怀挂念呢?怎么能不让他魂牵梦绕呢?因此,老翁山坟茔或曰苏坟山,在眉山的苏轼遗址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是苏轼眉山符号的标志之一。

随着岁月的流逝,縠行故居、天庆观乡校和老翁山坟茔超越时空、衍生发展,并在符号化的过程中演变成了眉山苏轼符号的标志,它们共同阐释着眉山苏轼符号的特征。

 

二、眉山苏轼符号的特征

 

在我们心中,的确存在自己无法察觉的一部分意识。或许有那么一个契机,在不经意间我们发现了自己未知的一面,那个部分就叫潜意识。眉山苏轼符号具有苏轼潜意识主体的特征,意思是故乡对苏轼心理成长的影响,除童年记忆外,潜意识的主体源自眉山的山川草木、风土人情和教育熏陶等。

眉山苏轼符号有着与雷州苏轼符号、密州苏轼符号相区别的本质特征。雷州苏轼符号的标志是“舟”,可联想到“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象征苏轼义无返顾的精神特质。密州苏轼符号的标志是“月”,可联想到“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象征苏轼遗世独立的精神特质。眉山苏轼符号的标志是“宅”,可联想到“夜来幽梦忽还乡”,象征苏轼孕奇蓄秀的精神特质。在潜意识中纠结的故乡之根,实乃文字之根、仁政之根和灵魂之根也。

 

(一)文字之根

 

苏轼说“平生文字为吾累”[2]2108,文字让苏轼受到拖累,文字也让苏轼名扬天下,乃至名垂千古。他的文字之根在那里呢?在眉山市,在行,在天石砚,正如苏洵所言,天石砚“是文字之祥也”。 父亲苏洵在《上张侍郎第一书》[6]88称其二子“独于文字中有可观者”,而苏轼亦以此自矜。

苏轼在《天石砚铭并序》的序中首先叙述了发现天石砚的经过“轼年十二时,于所居纱行宅隙地中,与群儿凿地为戏,得异石”,说他十二岁的时候,在所住的行故居的空地里,和一群少年作掘地的游戏,得到一块奇异的石头。然后描写了天砚的外貌“如鱼,肤温莹,作浅碧色,表里皆细银星,扣之铿然。试以为砚,甚发墨,顾无贮水处”,形状像鱼,外表温润晶莹,为浅绿色,外表和里层都点缀着细小的银星,击打它就发出铿锵的声音。试着拿它当砚使,很能发墨,只是缺少贮水的地方。这是上天赐给苏轼的宝贝,与之相关的文字、文辞、文书、文思、文采、文章、文事,皆在其中濡染、孕蓄而灵气四溢。所以,天石砚乃文字之根也。

此文跋曰:“元丰二年秋七月,予得罪下狱,家属流离,书籍散乱。明年至黄州,求砚不复得,以为失之矣。”叙述了“元丰二年秋七月,我获罪入狱,家属流离失所,书籍也丢失散乱。次年来到黄州,寻找我那方天石砚,却怎么也找不到,以为把它丢失了”的事情。天石砚在哪里丢失了呢?无论如何都想不起来,是因为它藏在大脑中某个部位,这里说的某个部位就是潜意识。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中的部分东西,会以三种变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失误、梦和神经症。他把日常生活的错误称为“错误行为”,认为往往有心理的原因。苏轼的“错误行为”,有何心理原因呢?

序的最后说:“先君曰:‘是天砚也。有砚之德,而不足于形耳。’因以赐轼,曰:‘是文字之祥也。’轼宝而用之”,父亲把天石砚还给我,我十分珍惜地使用它,是因为父亲说:“这是你作文章发达的祥瑞之兆。”可是,因“乌台诗案”文字狱,苏轼在潜意识里似乎对天石砚不满了。天石砚有文字祥瑞之兆受到怀疑,在他看来,是凶非吉啊!不愿意记起天石砚放在何处,显然是在回避,在内心的某个地方有意避开,从而导致不需要天石砚的心理,因此不愿意见到它。这恐怕是忘记了天石砚放在哪里的原因吧!

给自己带来盛名的文字,现在却给自己带来了灾难。对文字的畏惧,在贬谪黄州之初,甚至达到“不敢作文字”的地步,苏轼在《答李端叔书》[1]5344所说:“自得罪后,不敢作文字。此书虽非文,然信笔书意,不觉累幅,亦不须示人。必喻此意。”这还是苏轼吗?这已经不是“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7]125的苏轼了。苏轼天石砚铭曰:“一受其成,而不可更。或主于德,或全于形。均是二者,顾予安取。仰唇俯足,世固多有。”大意是:一旦接受了上天的造就,就永远不再改变初衷。或以品德为高,或要保全形体。如果两者都有,那我取法什么?仰人鼻息跪人脚下,这样的人世上多有。从铭文来看,在苏轼笔下,天石砚就是他自己的象征。已经失去了自我的苏轼,就像遁形而去的天石砚一样。由此,我们很容易联想到《红楼梦》中“通灵宝玉”的隐遁与复归,有人甚至认为,贾宝玉有苏轼的影子。

此文跋又曰:“(元丰)七年七月,舟行至当涂,发书笥,忽复见之。甚喜,以付迨、过。其匣虽不工,乃先君手刻其受砚处,而使工人就成之者,不可易也。”其中叙述了元丰七年七月,乘船到当涂,打开书箱,忽然又见到了它。非常高兴,于是把它交给儿子苏迨和苏过。装砚的匣子虽然不十分精致,却是先父亲手在得到此砚的地方刻的,并命匠人按砚的形状做的,不能更换。这是苏轼从黄州量移汝州途中发生的事情,此诏命透露的政治信息、人生转机,消除了苏轼潜意识中压抑信息的魔板,因此,乘船到当涂,打开书箱,忽然又见到了它,似乎远遁的天石砚,又自己回来了似的。苏轼找到了天石砚,仿佛也找回了自己。

总之,无论哪种错误行为,都与潜意识密切相关。也就是说,错误行为是由潜意识中心理上的东西变了个形式所反映出来的东西。在行这方沃土中发掘的天石砚,可以看作是苏轼故土的物质符号,苏轼濡墨于此的文字熠熠生辉,它伴随着苏轼宦海沉浮,把它看作苏轼文字之根、文学之根,我以为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由与天石砚相关的潜意识,可知与纱行故居的密切关系。

 

(二)仁政之根

 

嘉祐二年(1057),苏轼参加礼部考试的应试文章《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中有一处笔误,即把“舜”误作“尧”。众多的苏轼文本均已指出其错误。张志烈等主编的《苏轼全集校注》[1]155在注释中说:“皋陶:亦作咎鲧。舜时为司刑之官。《书·舜典》:‘帝曰:“皋陶,……汝作士,五刑有服。”’苏轼误作尧之时。”(158页)此书也仅仅指出其“误作”而已。

彭林泉先生在《〈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中的省刑慎罚观》[4]中亦指出了苏轼的这一处笔误,并简要谈了自己看法,他说:

士是狱官,皋陶本是虞舜任用的法官,后来曾被大禹举荐为继承人,在苏轼的笔下,却成了唐尧的执法官。按照《礼记·王制》的记载:“大司寇以狱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参听之。三公以狱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后制刑。”宥指赦免、宽恕。三次宽宥然后处刑,当是周代的制度,史籍未载尧舜时如此。这个例子有误,是苏轼记错了,在考试后,他也没有修改,也许是出于自信或保留原文的缘故。

“这个例子有误”,这个例子有什么错误呢?它不仅把“舜”误作“尧”,而且还杜撰了“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的故事,作为事实论据来论证他仁政的论点。此文虽是应试之文,但却阐明了他平生遵循的以仁政治国,以“君子长者之道”风化天下的思想,语言质朴,无所藻饰,有孟子、西汉文风,符合古文革新的要求,深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正如南宋杨万里在《诚斋诗话》[1]155中说:

欧阳公作省试知举,得东坡之文,惊喜,欲取为第一人;又疑其是门人曾子固之文,恐招物议,抑为第二。坡来谢欧,欧问坡所作《刑赏忠厚之至论》有“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此见何书?坡曰:“事在《三国志·孔融传》注。”欧公退而阅之,无有。他日再问坡,坡云:“曹操灭袁绍,以袁熙妻赠其子丕。融曰:‘昔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何经见?’融曰:‘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尧、皋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欧退而大惊曰:“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然予尝思之,《礼记》云:“狱成,有司告于王。王曰:宥之。有司曰:在辟。王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王三宥,不对,走出,致刑于甸人。”坡虽用孔融意,然亦用《礼记》故事。其称王、谓王三皆然,安知此典故不出于尧?

应该说,论据虚假,则论点不立。但是,为什么欧阳修却大加赞赏呢?虚假的论据,其实并不虚假,因为它有类比的合理因素,意其如此的类比虚构,合乎常情,类乎常理,所以欧阳修赞扬苏轼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苏轼此论的成名,前人早就看到了它的地位、意义和影响。南宋陈善说:“唐文章三变,宋朝文章亦三变矣。荆公以经术,东坡以议论,程氏以性理。三者要各自立门户,不相蹈袭。”[8]叶适也说“以文为论,自苏氏始”[9],而科举促使其论的写作一发不可收拾。

“是苏轼记错了”的结论武断了一些,以苏轼的天才全能,他怎么会记错呢?

据说,苏轼能将整本《汉书》从头至尾背下来,甚至随便在哪一页提示三五字,他均可将接续下去的文字背诵出来。这得益于抄读,据说他曾把《汉书》抄了三遍。苏轼在《与王定国四十一首》(十一)[1]5673中说:“幸更著鞭多读书史,仍手自抄为妙。”可以为证。王定国:王巩,字定国,山东莘县人,苏轼之友。在他的《甲申杂记》(转引自江澄格《探索湖州风暴与儋耳海啸的远因原由》)[4]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足可见苏轼的惊人的记忆力。文曰:

天下之公论,虽仇怨不能夺也。李承之奉世知南京,尝谓余曰:“昨在从班,李定资深鞠子瞻狱,虽同列不敢辄启问。一日,资深于崇政殿门忽谓诸人曰:‘苏轼奇才也!’众莫敢对。已而曰:‘虽三十年前所作文字诗句,引证经传,随问即答,无一字差舛,诚天下奇才也!’叹息不已。”

就连政敌李定也不得不佩服苏轼超强的记忆力,称赞他的确是天下奇才。既然不是记错了,那么此处笔误有何深意呢?

这种错误类型常常表现为说错话、写错字、听错话、读错字等。弗洛伊德认为它是窥视潜意识的重要途径,是内在某种力量所导致的。那么,是什么样的力量导致苏轼之误呢?我以为是深入骨髓的儒家思想。

眉山古朴的民风,符合儒家倡导的社会理想。苏轼《眉州远景楼记》[1]1112说:“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贵经术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农夫合耦以相助。盖有三代、汉、唐之遗风,而他郡之所莫及也。”意思是我家乡眉州的风俗,有三种是接近古风的:那里的士大夫看重学习经术并重视宗族亲戚,那里的民众尊重官府而惧怕犯法,那里的农夫合作耕种以互相帮助。这些都是三代、汉、唐时的朴厚遗风,其他各郡都比不上。

苏轼母亲程夫人的“性仁”(苏轼《记先夫人不残鸟雀》)、“行廉”(苏轼《记先夫人不发宿藏》)的品德教育,八岁入小学,以后入州学,后来其父苏洵亲授以书,都以儒家思想教育为主,且十分严厉。苏轼《夜梦》[2]4856诗云:“夜梦嬉游童子如,父师检责惊走书。计功当毕《春秋》余,今乃粗及桓、庄初。怛然悸悟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我生纷纷婴百缘,气固多习独此偏。”写到达儋州十余日,梦见小时读书的情景:写自己贪玩耽误了背书,听说父亲要检查,吓得把书都掉到地上了,因为按照安排应当背完《春秋》,而现在刚背到桓公、庄公之时,所以心里忐忑不安,像吃了挂钩的鱼一样。

乡风民俗、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让苏轼在内心形成了一股强大的仁爱的力量。无论是自己可以意识到的部分,还是无法意识到的部分,都被这种力量所控制。彭林泉先生说:“三次宽宥然后处刑,当是周代的制度,史籍未载尧舜时如此。”但是,在紧张的考场上,苏轼根据《三国志·孔融传》裴松之注,联想到唐尧以行仁政而深受后人尊崇,既然行仁政,当然不会随便使用重刑。对于那种可用重刑亦可用一般刑的情况,他肯定不会选择使用重刑。所以就杜撰了那个典故。皋陶本是虞舜的法官,在潜意识里,苏轼认为他应该是唐尧的法官才对。这也是为虚构论据作掩饰。这个迷魂阵,让一代宗师欧阳修也云里雾里不知典出何处了,听了苏轼的解释,退而大惊,赞赏有加。

由此可见,故乡眉山的风俗、家庭和学校的熏陶、感化和教育,让仁政深植于苏轼的血液和灵魂。苏轼为实现仁政的政治理想,所做的不懈努力,所表现出来的品德,足以使他永垂不朽。正如王国维在《文学小言》[10]中所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仁政可以看作是苏轼故土的精神符号,故土是苏轼的理想之根、仁政之根。由与仁政相关的潜意识,可知与故乡眉山的密切关系。

 

(二)灵魂之根

 

灵魂,迷信的人认为附在人的躯体上作为主宰的一种非物质的东西,灵魂离开躯体后人即死亡。剥去迷信的外衣,灵魂实际上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心理现象,是人脑的机能。心理现象的消失,意味着人的死亡。无可讳言,人们魂牵梦绕的东西,往往是儿时记忆中故乡的山水、草木、人家等等,因此,故乡是灵魂之根。可是,苏轼为了实现仁政的理想,背井离乡,“身行万里半天下”,他为官异地,特别是贬谪异乡之时,似乎忘记了他的故乡呢!请看下列诗文:

某谪居既久,安土忘怀,一如本是黄州人,元不出仕而已。——苏轼《与赵晦之四首》(其三)[1]6283

譬如原是惠州人,累举不第,虽欲不老于此邦,岂可得哉!——苏轼《与程正辅三首》(其一)[1]8610

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苏轼《别海南黎民表》[2]5119

贬谪黄州时,他说自己是黄州人;贬谪惠州时,他说自己是惠州人;贬谪儋州时,他说自己是海南民。他对故乡眉山真的无所挂念了吗?其实不然,以上诗文实际上是潜意识中被压抑乡思的变形。

在苏轼的诗词中,含“梦”字的有352首之多,其中思念家乡的亦不在少数,如:

万里家山一梦中——《秀州报本禅院乡僧文长老方丈》[11]412

梦归时到锦江桥——《自昌化双溪馆下步寻溪源,至治平寺,二首,其二》[11]449

君已思归梦巴峡——《陈州与文郎逸民饮别,携手河堤上,作此诗》[11]1017

梦回相对两凄然——《喜王定国北归第五桥》[11]1180

不羡三刀梦蜀都——《送吕昌朝知嘉州》[11]1640

梦中却到龙泓口——《送张嘉州》[11]1709

我梦入小学——《和陶饮酒二十首并叙,其十二》[11]1881

只疑归梦西南去——《留题显圣寺》[11]2427

但觉秋来归梦好——《河满子》(见说岷峨凄怆)[7]168

故山空复梦松楸——《浣溪沙》(倾盖相逢胜白头)[7]478

蝴蝶梦中家万里、须著人间比梦间——《南乡子》(何处倚阑干)[7]771

从以上例句不难看出,故乡的山水草木、风土人情,时时萦绕在他的梦中。弗洛伊德认为“梦是通往潜意识的康庄大道”,对梦境的分析具有重要的意义。

除诗词外,涉梦之文亦不少,甚至还有白日梦,如苏轼《梦南轩[1]8136。其文曰:

八年八月十一日,将朝,尚早,假寐,梦归行宅,遍历蔬园中。已而坐于南轩,见庄客数人,方运土塞小池。土中得两芦菔根,客喜食之。予取笔作一篇文,有数句云:“坐于南轩,对修竹数百,野鸟数千。”既觉,惘然怀思久之。南轩,先君名之曰“来风”者也。

意思是:元祐八年八月十一日,将上朝,时间还早,靠在几上打瞌睡,梦中回到縠行宅,走遍菜园。一会儿又坐在南轩,几个庄客正在运土填塞小池。土中找到两根芦菔根,庄客高兴的吃了。我取笔写一篇文章,其中有几句是:“坐于南轩,对修竹数百,野鸟数千。”醒后,怅惘地想念家乡许久。南轩,就是先父命名为“来风”的地方。

元祐八年八月一日,苏轼妻子王闰之卒;八月十一日,将朝尚早假寐(即不脱衣服小睡、打瞌睡)之时做了一个梦,此梦类似我们常说的白日梦,即在清醒状态下的空想。在潜意识里那些“被压抑的东西”,经过简缩、转移、综合等工序,被整理成了一个带情节的故事。但我们可以从“梦是愿望的满足”这一角度来分析。

“已而坐于南轩,见庄客数人,方运土塞小池”,“南轩”象征故乡,“小池”象征墓穴,“运土塞”象征埋葬,此处有将王闰之归葬眉山之意。

“予取笔作一篇文,有数句云:‘坐于南轩,对修竹数百,野鸟数千’”,“取笔作一篇文”象征草拟诏书,“修竹数百,野鸟数千”象征黎民百姓,此处有大展宏图、致君尧舜之意。

“梦归縠行宅,遍历蔬园中”逼真地表现了他对故乡的思念,“既觉,惘然怀思久之”直接表现他对故乡的思念。

是辞官返乡,处江湖之远;还是固守京师,居庙堂之高呢?选择前者,则半途而废,前功尽弃;选择后者,则可施展才干,以实现理想。当时,苏轼正处于官运亨通的顶峰,也隐约地预感到朝政的重大转折即将到来(九月十三日,太皇太后高氏病逝,苏轼即出知定州)。这一个白日梦反映了苏轼在妻子王闰之逝世不久的心理矛盾。

在苏轼诗文中还大量出现峨眉、瑞草桥等地名。我们推想,他一定常常在梦里回到纱縠行故居、回到天庆观乡校、回到老翁山坟茔吧!苏轼这棵文化大树,离开了故乡眉山的土壤,它文化的根就不会深,而根不深则干不壮、枝不展、叶难茂。文化有根,灵魂也有根,在潜意识中被压抑的乡思就是苏轼灵魂之根。梦幻可以看作是苏轼故土的灵魂符号由与梦幻相关的潜意识,可知与故乡眉山的密切关系。

苏轼的器识文章、人格节操,其源皆出于眉山,因此,眉山苏轼符号象征苏轼文化之根。

 

注释

 

[1]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的《苏轼全集校注》(文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的《苏轼全集校注》(诗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3]  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

[4]  《苏轼研究》2010年第1期、2013年第1期、2012年第2期。

[5]  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第10集),世纪出版集团、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6年版,第665页。

[6]  曾枣庄、舒大刚主编《三苏全书》(第6册),语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275、259、43、88页。

[7]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的《苏轼全集校注》(词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8]  [宋]陈善《扪虱新话》卷五,续修《四库全书》本。

[9]  [宋]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五○,《皇朝文鉴》四,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744页。

[10]  转引自王国维著,黄霖、周兴陆导读《人间词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

[11]  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

 

刘清泉,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研究室主任、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秘书长。选自《乐山师范学院学报》(月刊),2014年第4期(总第211期),2014年4月出版。


(作者:刘清泉 编辑:suxue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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