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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司事,谏草难安

时间:2019年01月30日 信息来源:选自卢燕平著《苏辙故事》,长春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 点击: 加入收藏 】【 字体:

 

条例司事,谏草难安

 

卢燕平

 

神宗熙宁二年(1069)的初春,三十一岁的苏辙在朝廷新设的部门——“制置三司条例司”任检详文字职务,忙得不可开交。

这天照例又是早出晚归,苏辙骑马出了宣德门回家。虽然已是夜幕降临,大街小巷依然热闹异常。酒肆饭庄人声喧阗,店家摊贩百货琳琅,人来车往,熙熙攘攘,丝竹声、吆喝声不绝于耳。苏辙却无心欣赏夜景,他躲开闹市,选了一条僻静的街巷。马蹄声喟地敲击着老街的石板路,疲惫不堪的苏辙脑子却休息不下来,任由思绪飞驰。

去年十二月,苏轼兄弟守父丧期满,离开眉山老家前往京师。苏辙很快就不由自主地被卷进政治激流,物役缠身,更无片条刻安闲。

被宋神宗重用、正在谋求变法的王安石,对苏辙兄弟俩的安排费了一番斟酌。苏轼可能因为政治主张不同,被安排了以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的闲职。

苏辙则因为曾经上书主张开源节流,被安置在制置三司条例司任检详文字。王安石以参知政事领条例司事,成了苏辙的顶头上司。

苏辙的任职条例司,说起来跟他上书皇帝、建议治理“三冗”(冗官、冗兵、冗费)有关。苏辙熙宁二年(1069)二月回到朝廷,三月就向神宗上书,提出自己的改善朝政主张——以理财为当务之急:“善为国者必有先后之次”,洽财当先,其他推后,“鞭笞四夷”则是劳民伤财的“极治之余功”,最不必要。

神宗读了苏辙的上书,十分欣赏,批付中书说:“(苏)辙潜心当世之务,颇得其要”,当天就在延和殿召见苏辙。这第一次被皇帝亲自召见真使得苏辙有些诚惶诚恐了,他后来在《自齐州回论时事书》中记写了这时的心情:“臣自少读书,好言治乱。方陛下求治之初,上书言事。陛下不废狂狷,召对便殿,亲闻德音,九品贱官,自此始得登对。”

苏辙深知,神宗和王安石有理财的初衷,所以看好自己。但在如何理财的问题上,苏辙同他们的看法就有开源和节流的不一致了。他说:“方今之计莫如丰财,然臣之所谓丰财者,非求财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财者而已矣。”“求财而益之”是针对王安石的广开财源而言。

一天,王安石拿出一沓卷宗对苏辙说:“这是青苗法,你们仔细合计一下,如果有不合适的地方,尽管告诉我。”

晚上进了家门,苏撤累得长呼了一口气,颓然然倒在榻上。看着早已回家的苏轼关切地走过来,他有点沮丧地说:“还是哥哥清闲啊!”

条例司是实际主持变法的机构,苏辙每天弯腰躬背地不断草拟文章,忙得要死,对哥哥的清闲羨慕不已。苏轼也知道这点,在给堂兄的信《与苏子明书》中说:“轼二月中授官告院,颇甚优闲,便于懒拙。却是子由在制置司颇似重难。常晨出暮归,颇羡弊局之清简。”

此刻,苏轼对无奈的苏辙打趣说道:“能者多劳嘛!你没听庄子说‘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泛若不系之舟’么?被绳子拴住的滋味怎样啊?”

“我是活该忙碌、作茧自缚啊,”苏辙苦笑着说,“不料我的法治主张颇得介甫欢心,本人竞被收纳进‘生力军’、一下子埋进纸堆里啦!”苏辙说着皱了一下眉,沉思片刻又道:“我必定忙不了多久,因为咱们兄弟俩都反对他们的激进和偏执。”下面的话他没对为他操心的哥哥说出来:他已经厌倦了最近日益激烈的政治纷争以及随之而来的钩心斗角、尔虞我诈。

苏辙把自己看到的吕惠卿起草的青苗法的内容告诉了苏轼。当百姓缺粮时,官府借贷给他们一定的粮,等粮食收获后加息随夏秋两税收还。把以往为备荒而设的常平仓、广惠仓的钱谷作为本钱,每年分两期,在正月播种、夏秋青黄不接时进行。

苏轼听了长叹道:“子由啊,我虽不在条例司,可是国为家之本,不能不考虑啊。当今圣上才二十岁,年富力强,颇想有所作为,认为天下之弊事不可不革、理财为当务之急,于是重用王安石开始变法,是不奇怪的。可是王安石的理财专务广开财源,相继推行均输、青苗、农田水利、免役、市易、方田均税等新法。百姓被搜刮,不堪其扰。拿这个青苗法来说,竟有二分之息,难道不是放债取息么?”

“是啊,”苏辙说,“我也在想,强迫农民借贷来增加朝廷收入,贪官污吏从中揩油、上下其手,最后的结果必定是农户借贷后而没有偿还能力,卖田或逃亡。”

苏轼说:“岂止青苗法,其他变法条款弊病也多着哩!我已经试着在方方面面提了些意见。比如,我写了《议学校贡举状》反对王安石的变科举、兴学校。圣上对我的意见很重视,立即召见我问方今政令得失,并说‘虽朕过失,指陈可也。’当时我也没客气,批评圣上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圣上当即表示:‘卿三言,朕当熟思之。’圣上果真从善如流哩。”

“既如此,咱们兄弟就大胆上书圣上,阻止这些事吧!”兄弟俩拿定了主意。

苏辙更忙碌了,他抓住青苗法的主要弊病,写出意见拿给吕惠卿看。也许因为所写切直有理,苏辙见吕惠卿读后脸红到了脖子根,说回去修改。

后来有一天,苏辙见到王安石,又被征求意见。对青苗法的弊害了然于心的苏辙早已措好了辞,让这位变法指挥者听来简明而警策:“以钱货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援救民之困,非为利也。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重法不可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非理之费;及其纳钱,虽富家不免违限。如此,则鞭瞂必用,自此恐州县事不胜繁也。”

王安石听了,沉吟片刻说:“君言有理,当徐议而行之。”此后有一个多月,王安石竟没有再提青苗法的事。

可是局势并未转变,神宗即位、王安石入相以来,变法势在必行。然而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新旧两派之间争论时有发生,彼此矛盾愈发激化,朝臣围绕变法已经吵成一锅粥了。苏辙耳闻目睹了一个又一个激烈争论的场面,看到他们甚至当着皇帝的面吵得唾沫横飞。

苏辙和哥哥一样,反对变法派的激进政策,主张渐进。兄弟俩理想中的变革,是一种“释然而顺,油然而化”的渐进平缓的改革,因此,在农田水利法、雇役、均输、盐禁、铸钱、变科举等问题上接连提出反对意见。渐渐地,在和王安石的讨论中,苏辙和变法派阵营的不合日益凸显起来。

觉得十分无助的苏辙情急之下求见陈升之。这位阳叔在仁宗朝任谏官五年间上奏一百多件,是政治风浪中摸爬滚打过来的人,熙宁元年(1065)赴朝继任枢密使,兼任制置三司条例司之职,和王安石共事,当年十月任宰相之职——中书门下平章事。苏辙听说他近来和王安石看法不一、新法又受朝臣反对,托病请假在家百余天,经神宗几次敦促劝谕才回到朝廷。觉得孤立无援的苏辙本能地把他当做了救命稻草。

陈升之开门见山,一见苏辙就间:“你独自来见我,有什么事?”

苏辙不慌不忙,落落大方地说:“我有不明白的事想请教您:最近朝廷派了八个人往各路渔利,不知您是知道其利害所在有意派他们去落实的,还是不知原委派他们去随便查查的?”

“您的意思是……”陈升之感到苏辙还有下文,于是提了个话头。

苏辙说:“记得嘉祐末年有过这样的事,派道使者往各路宽恤,又没个具体要求,结果去的人各自生事,回来写的奏折根本行不通,为天下所笑话,如今情形和那时有什么两样?”

阳叔说:“我曾看过那些奏折,其中有范尧夫等人写的,多有道理。”

苏辙反唇相讥:“如今派去的人里面有几个像尧夫的?”

陈升之说:“被派的人果真贤能有头脑,不会领命而去,你不必过虑。”

苏辙还是不依不饶:“您既然知道遣使不妥,却寄希望于被派者的不去,能行得通么?”

阳叔被驳得没话说了,只好说:“你先回去,容我仔细想想。”

过了好久没有音信。

苏辙看出,吕惠卿是变法的中坚者,“事无大小,安石必与惠卿谋之”。此人博学善辩,当时正受宠,神宗皇帝以他为重要顾问,称赞他“进对明辨,亦似美才”。苏辙觉得主张骤进者势力强大,再找人也徒劳无益,他不肯屈从上司,也不怕发表议论,心想不如背水一战勇敢上书,不行大不了告退。

八月,苏辙上《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历数新法的种不妥,就此站在了新法的对立面。

苏辙的奏折果然引起轩然大波,王安石读了大怒,想开罪于苏辙,陈升之劝阻说:“子由为国家着想,初衷是好的。”

神宗看了状子,增加了对苏辙的兴趣和注意,问身旁的王安石:“苏辙与苏轼比较起来怎样?看他们的学问倒是相似。”

王安石来了一句有名的评价:“苏轼兄弟大抵以飞箝捭阖为能事。”

飞箝捭阖,指战国纵横家游说人主之术,明显带着贬义。连神宗听了此评也不以为然地说:“既如此,则应合时事,何以反倒唱反调呢?”

王安石是神宗的大王牌,苏辙微小的声音遂被淹没。

苏辙在上《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的同时就附带上了辞呈,果然,因为他的“异论”太多不落好,不久“诏依所乞,除河南府推官”。

苏辙懒懒地没有很快赴任,他继续在京城住了四个多月。和哥哥的时相唱和,成了他这段时间唯一的乐子。

这天,苏辙见在练字的哥哥又在抄写自己的《南窗》诗:“京师三日雪,雪尽泥方深。闭门谢还往,不闻车马音。西斋书帙乱,南窗初日升。展转守床榻,欲起复不能……”

“此诗子瞻都抄了好几遍了,这么喜欢啊?”苏辙惊异地说。

苏轼停笔看看弟弟,由衷地说:“此诗闲淡简远,得味外之味啊!应该写它个几百份传遍世间。”

苏辙听哥哥如此欣赏,十分得意,于是又拿出自己喜欢的一首近作《次韵杨褒直讲揽镜》给苏轼看:“鬓发年来日向衰,相宽草不用强裁诗。壮心付与东流去,霜蟹何妨左手持。花发黄鹂巧言语,池开杨柳斗腰肢。劝君行乐还听否,即是南风苦热时。”

苏轼说:“淡远工稳、哀而不伤,的确是好作!只是,谁能相信此诗作者刚三十出头,读来却有垂暮之音哩!”

苏辙笑着对哥哥说:“壮心已付东流水,未老先衰啊。真想闭门谢客、诗书自娱了!”窗外婀娜的杨柳丛中传来几声黄鹂鸣叫,苏辙抚了抚花白的鬓边,笑容渐消,竟至滚落下几滴泪来。

 

选自卢燕平著《苏辙故事》,长春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


(作者:卢燕平 编辑:suxue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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