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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为官之道》绪论

时间:2018年10月10日 信息来源:选自2009年第3期《苏轼研究》。 点击: 加入收藏 】【 字体:

《苏轼的为官之道》绪论

 

苏  灿

 

内容提要  本文论述了苏轼为官的时代背景、五个阶段、基本理念、千秋功业和几点启示:为官之道,以民为本;谋事之道,以实为魂;做人之道,以廉为先。

关键词  为官之道  谋事之道  做人之道

 

在我国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历代政治家、思想家提出了许多治国安邦的良策,总结出了不少从政为官的经验教训,留下了许多从政为官的优秀论著。它们或者是讲述做官的准则,或者是讲述做官的方法,或者是讲述做官的业绩……所有这些从政为官的思想、理论、观点和方法,都为后人安邦治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为后人所遵循、传颂和敬仰。

北宋一代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苏轼,从嘉祐六年(1061)登上政治舞台到1101年病逝江苏常州,从政经历了40年,在这个过程中,他先后几次进入朝廷做官,历任兵部尚书、端明殿侍读、翰林学士、礼部尚书,先后在凤翔、密州、徐州、湖州、登州、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10多个地方长期担任行政长官,提出了很多精彩的为官思想、观点和方法,积累了十分丰富的从政经验,取得了为人称颂的为官业绩,受到后人的赞叹,很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研究和借鉴。

历朝历代以来,很多专家、学者都十分注意研究苏轼留下的文化遗产,但是绝大多数都集中在苏轼文学艺术领域方面,而对于他从政为官的研究还是最近这几年的事情,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论文,应该说也是十分可喜的事情。本书把研究的重点集中在苏轼为官的理论与实践方面,全面地集中展示了苏轼为官从政40年的思想观点和政务活动,对于我们批判地继承苏轼为官从政的这份政治文化遗产,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一、苏轼为官的时代背景

 

宋代从公元960年宋太祖建国开始,到1279年宋代的灭亡,前后经历了320年的历史。其中,又分为北宋与南宋两个时期,北宋从960年开始到1127年灭亡,前后经历了167年,这167年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可以说是北宋政治经济走向繁荣的时期,后一个阶段则是逐渐走向衰弱的时期。苏轼就在北宋政治经济从繁荣走向衰弱的重要转折时期来到了这个人世上,经过家庭和乡学的教育以及朝廷的考试,逐渐成长起来,走上了北宋的政治舞台。

苏轼诞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农历十二月十九日(公元1037年1月8日),逝世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二十八日。他以66个春秋走完了辉煌而悲惨的人生,结束了长达40年曲折而坎坷的从政生涯。为了全面准确地把握苏轼60多年来的人生经历和40年的从政生涯,我们有必要对苏轼从政为官的北宋时代,主要是从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宋徽宗五个皇帝统治时期的时代背景作一个大致的回顾。

翻开中国历史,特别是北宋时期的历史,使我们看到苏轼出生在北宋从兴盛到衰亡的转折时期,他为官于北宋经济社会积贫积弱的年代。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机构臃肿,官员泛滥。据史料记载,仁宗一朝,13次科举,取进士4千多人,诸科5千多人,中举者都陆续加入了国家官员的行列。仁宗时,户部副使包拯上疏说,真宗时,文武官总九千七百八十五员,现在内外官属总一万七千三百余员,未受差遣的京官、使臣及守选人,还不在数内。较之先朝,才四十余年,已超过了一倍多。此外,等候官缺的人员多到“不知其数”。再加上朝廷和地方官员贪污腐化成风,以受贿为生,导致官僚机构日益腐败。

第二,军队庞大,负担沉重。宋太祖时,全国有禁军十九万三千人,到了仁宗时代,禁军激增到八十二万六千人,全国军队总计达到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人,军队的数额十分庞大,随之而来的军费的开支十分惊人,养兵的费用竟达到国家赋税总收入的十之七八,也就是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收入都用于养军队,财政负担十分沉重。

第三,财力亏空,赤字加剧。宋仁宗、英宗、神宗统治下的几十年时间,是宋朝经济向前发展的时期,也是统治集团衰弱腐朽的时期。从宋朝开国到真宗、仁宗时,国库连年亏空,支出大大超过了收入。据《宋史·食货志》记载,英宗治平二年(1065),朝廷的剥削收入,达到一亿一千六百十三万,但这年朝廷的支出有一亿二千三十四万,非常支出又有一千一百五十二万多,财政亏短一千五百多万。这些数字说明了宋朝的财政危机到了多么严重的地步。

第四,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宋真宗到英宗统治时期,农民和士兵的起义接连不断,包括赵延顺起义、王长寿起义、陈进起义、王伦起义、张海起义、保州士兵起义、王则起义以及四川的王小波、李顺起义,所有这些起义都极大地震动了宋王朝,给予宋朝以沉重的打击。

第五,改革变法,呼声不断。从真宗到仁宗,改革的呼声不断,比较有代表性人物和主张有:范仲淹的新政、文彦博的“省兵”、王安石的万言书、司马光的上三札等等,希望改变现状,富国强兵的呼声十分高涨。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变法派与保守派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论争,尤其是以王安石和司马光为代表的两派斗争更加激烈,随之而来的出现了你方唱罢我登台的局面。

苏轼就是在这样的经济政治背景下来到了人世,并且在家庭的熏陶下参加了科举考试,走上了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宋徽宗五个皇帝统治的长达40年的政治舞台。一方面,统治集团内部要求变法与反变法的论争,此起彼伏。另一方面,统治者的腐败和人民群众的起义不断,在这样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年代,加上他的为官理念和处事性格,决定了他从政为官不可能一帆风顺,必然是曲折的坎坷的,最终成了统治集团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二、苏轼为官的五个阶段

 

苏轼,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四川眉山人。他从小“奋厉有当世志”,七岁读书,八岁读小学,十岁由其母授其书至十六岁,便能写出数千字的文章。嘉祐元年(1056),19岁的苏轼和弟苏辙,随父苏洵赴京应试中举,次年正月赴省试,以《刑赏忠厚之至论》博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赞赏,名列第二名。同年三月,宋仁宗主持殿试,苏轼中进士乙科,苏辙也同榜及第,赢得金榜题名,名满京师,取得了走向仕途的通行证。

第一阶段:初仕凤翔。嘉祐六年(1060)十一月,朝廷授予苏轼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简称凤翔府判官)。苏轼带着他的第一位夫人王弗,满怀壮志豪情走上了他人生仕途的第一站。苏轼在凤翔任职三年,初步展示了他的政治抱负和组织才华,他除了“签书一局,兼掌五曹文书”外,还负责着“编水筏竹”供应京都、集运军需供给西部边防两大要务。他针对“衙前”之役给百姓带来的苦难,从实际出发,大胆修改衙规,提出“自由择取水工,以时进止”的主张,从此使“衙前之害减半”。另外,苏轼还提出改革“官僚”,免债放欠等建议,主张政府让利于民,与此同时,他还疏浚了东湖造福后代,受到老百姓的赞扬,被人们誉为“苏贤良”。

第二阶段:湖州惊变。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苏轼在凤翔任满被调回京师,进直史馆。这两年,苏轼家中遇到两大不幸:一是年仅27岁的结发妻子王弗去世;二是父亲苏洵又相继病逝。他由此中断了在朝廷做官的日子,转而回乡服孝。1069年2月还朝后,又开始了他的从政生涯。此时,正值王安石执政,苏轼直言敢谏,引起王安石不快,把他放到开封府做推官。王安石实行新法,二人在改革的内容和方法上产生了分歧,一个主张激变,一个主张渐变;一个侧重变法,一个侧重任人。在政见严重不合的情况下,苏轼自己提出外任,终止了在京城为官的机会。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苏轼调任杭州通判,他在任职期间,勤于政务,甚至在除夕之夜,也在公堂之上忙于处理囚犯事务;他还组织灭蝗、赈济饥民、疏浚六井,受到了当地百姓的称赞。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时年39岁的苏轼知密州(今山东诸城);又三年,熙宁十年(1077)改知徐州,在徐州任上遇到了黄河决口,彭城被洪水围困,他组织军民抗洪抢险,保护了彭城,受到了朝廷嘉奖。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轼又知湖州,到任不满三个月,便被李定、舒亶、何正臣等罗织罪名,于八月十八日被捕入狱,造成了有名的“乌台诗案”,使苏轼的仕途受到了一次重大的打击。后来由于神宗皇帝的深怜和太后的提醒以及各方的营救,终于使苏轼得到了从宽处理,十一月二十八日结案出狱,结束了长达百余天的牢狱之灾。

第三阶段:贬谪黄州。“乌台诗案”结案后,苏轼的性命虽然保住了,但是他的仕途却受到了重创,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十二月二十六日,他由一个地方长官,堂堂太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二月一日,苏轼到达黄州贬所。黄州这几年,苏轼生活简朴,厉行节约,艰苦度日。他在友人马梦得为他求得的一块数十亩废弃了的营地上,开垦荒地,修房起屋,自称“东坡居士”,从此,“苏东坡”之名就闻名海内,直至今日。苏轼的生活虽然十分艰苦,但他的精神世界却十分充实,写下了一系列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是中国豪放词派的顶峰之作;他的《赤壁赋》和《后赤壁赋》,奠定了他在中国散文创作史上的崇高历史地位。苏轼在黄州生活了四年之后,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三月,奉召汝州团练副使,一路走来,历经庐山、金陵,不仅写下了著名的《题西林壁》一诗,而且还前往半山园拜见了罢相隐居的王安石,最令他痛心的是第四子遁儿夭亡于金陵,东坡在百般哀痛之余,乃上表乞居常州,得到了朝廷的许可。

第四阶段:朝廷重用。正当苏轼前往常州居住之际,这时朝廷传来力主改革变法的神宗皇帝驾崩的消息;随之,由年仅十岁的哲宗继位,朝廷大权实际上掌握在了反对改革变法的宣仁太后手里。宣仁太后大权在握,迅速启用司马光为宰相,苏轼也在这个大气候下,得到了朝廷一连串的提拔重用。他先是复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到任才五天,又以礼部郎中召还京师,再迁起居舍人。次年,即元祐元年(1086)又迁中书舍人,寻除翰林学士,知制诰。元祐二年,兼侍读,三年,权知礼部贡举。一、二年间,青云直上,堪称苏轼毕生仕宦的得意时期。苏轼还朝以后,虽然位高权重,但是他与司马光全盘否定王安石的改革变法主张又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尤其是在“免役法”的兴废问题上争论激烈,气得苏轼回到家还痛骂“司马牛!司马牛!”因而遭到司马光等旧党的仇视,不断上书诬陷、攻击,使苏轼在朝廷无法立足,被迫再度请求外任。元祐四年(1089)三月,苏轼以龙图阁学士身份二度到杭州担任太守。这次作为一把手的苏轼到达杭州后,充分展示了他在地方为官的才能。他体察民情,疏浚西湖,修建苏堤,创办医院,深得百姓的崇敬和爱戴。元祐六年(1091)五月,苏轼以翰林学士承旨召还京师,恰逢朝中洛、蜀党争,苏轼又遭洛党弹劾,只好再求外任。同年八月,苏轼除龙图阁学士知颖州(今安徽阜阳)。元祐七年(1092)二月,苏轼又改知扬州,三月十六日到任,工作不到半年,又以兵部尚书召还京师。

第五阶段:再贬三贬。元祐八年(1093)九月,高太后去逝,18岁的哲宗终于亲临朝政,他上台后,一改高太后的做法,罢免了反对新法的官员,启用章惇为相。这时的苏轼失去了高太后这一座政治靠山,只得再求外任,朝廷批准了他的请求,罢去了他的礼部尚书职务,以端明殿学士、侍读学士出知定州(今河北定县)。苏轼在定州期间,虽然遭贬,但仍然心系国家,尽力戍边,整顿军纪,惩治贪污,修茸营房,深得军心。绍圣元年(1094),朝廷大贬元祐旧臣,苏轼再遭诬陷,先被削去两学士之职,谪知英州(今广东英德),途中未至,又三易诰命,钦差快马传旨:“知英州苏轼,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惠州地处岭南,属蛮貊之邦、瘴疠之地,是古来封建统治阶级惩处逆臣、放逐政敌的险恶场所。绍圣元年(1094)十月二日,苏轼携带王朝云来到了惠州,他过起了恬淡闲适的生活。常常写诗抒情,后来被传到了宰相章惇耳里,章惇听罢就再次将苏轼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治所在今海南省儋州市中和镇)安置,把62岁高龄的苏轼发配到了海外最边远、最险恶的地方去。苏轼到儋州后被逐出官舍,一度过着居无室、食无肉、病无药的凄惨生活,还是在村民的帮助下,在一片桄榔树下搭起了五间茅屋栖身。苏轼在这里传播中原文化、开凿井泉、介绍农耕方法、破除迷信、散发药剂、提倡民族平等,受到了百姓的拥戴。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驾崩,徽宗继位,大赦天下,苏轼奉命移廉州(今广西合浦),继而改迁舒州团练副使,永州(今湖南零陵)居住,半途又接第三道赦令,提举成都玉局观,复朝奉郎,在外州军任便居住。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六月苏轼抵达常州,上表辞官请老,以本官致仕。七月二十八日,苏轼病逝,享年六十六岁,走完了他人生的旅程。

 

三、苏轼为官的基本理念

 

苏轼为官之道的核心是“民本”思想。他为官40年,围绕“以民为本”这个思想,形成了一系列为官的基本理念,很值得我们学习、研究和借鉴,概括起来说,主要有以下七大理念:

第一,哲学理念。苏轼的为官理念,是受他的哲学理念支配的。因此,在研究苏轼为官的理念时,必须研究他的世界观的形成,首先研究他的哲学理念。他的哲学理念概括起来就是“四观”。一是“无过不及”的中庸观。苏轼中庸观的精髓在于既不可过,又不可不及。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既要防止“右”,也要防止“左”。二是“时乃日新”的运动观。苏轼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在发生、发展、变化中,变是永恒的,不变是相对的。三是“刚柔自断”的辨证观。苏轼认为,柔优于刚,柔胜于刚,以柔克刚,刚柔自断。反之,若以刚克柔,不但不能取胜,反而有害。用在为官执政的层面,就表现为:“古之善治者,未尝与民争,而听其自择,然后从而道之。”四是“内圣外王”的人生观。人生观决定人的处事行为、处事准则。苏轼认为“内圣”与“外王”是统一的,不朽的事功离不开心性的修养,外在的事功来自于内在的修养。所以,他在内圣中开出外王,在外王中成就内圣,在为官的实践中创下了不朽的功业。

第二,民本理念。苏轼的民本理念,在他的许多著作和文章中都有阐述,概括起来主要是“三观”:一是“民本观”。苏轼在处理官与民的关系问题上,由于他从小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深深懂得“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因此,他始终把“民”放在第一位,在他的不少文章中都明确提出了“民本”的观点。例如,在《上初即位论治道二首》中的《刑政》篇里就明确地提出了“民者国之本”的理念,他在《策别训兵旅二》中也明确地说:“民者,天下之本。”他还在《东坡书传·五子之歌第三》明确指出“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他还进一步指出“一人三失”者,失民则失天,失天则失国也。由此可见,苏轼在君与民的关系上他是把“民”放在了第一位,一事当前,首先要想到老百姓,这对于一个封建官吏来讲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二是仁政观。苏轼在官与民的关系上,确立了民是第一位以后,他进一步提出为官者要施仁政的理念。他在那篇一举成名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中,总结了“尧、舜、禹、汤、文、武、成、康”历代治国的经验,明确提出了“爱民”、“忧民”的观点,提出了君王治理国家应“广恩”、“慎刑”,主要靠施仁政的观点。另一方面,他还提出了许多治理国家要顺应民意的观点。他在《未能歧易传·涣卦》中说:“世之方治也,如大川安流而下,及其乱也,溃溢四出而不可止。水非乐为此,盖必有逆其性者,泛溢而不已。逆之者必衷,其性必复。水将自择其所安而归焉。古之善治者,未尝与民争,而听其自择,然后从而导之。”他在这里明确地阐述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就是治民如治水,善治者,听其自择,然后从而导之。这就是说,治理国家就像治水一样,只要按照水的流向进行疏导,水就可以治好,就会在大河中安然流淌;官吏只要按照百姓的意愿办事,就能使老百姓安居乐业。三是惠民观。苏轼为了落实他的民本观、仁政观,进一步提出了惠民观的主张:一是轻赋税。苏轼在《御试制科策》中回答皇帝提问时说:“德之之形,莫著于轻赋。”意思就是说,最大的德政就是减轻老百姓的赋税;苏轼在《道德》一文中,还提出了“薄敛”之说,他明确指出最大的“毒莫深于夺民利”,也就是说最大的毒害在于对人民的残酷剥削。为了实现轻赋的目的,苏轼还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案,提出“轻重厚薄,一出于地”的赋役原则,即根据老百姓所占用的田地的多少来确定征收税赋和承担劳役的多少。二是免“积欠”。所谓“积欠”,就是老百姓一年一年累积起来但又还不起朝廷的钱财。苏轼多次给朝廷上书,要求免除这些“积欠”。三是“裕百姓”。苏轼一方面提出用“度地以居民”的均民之术来解决地少人多所造成的人民的贫困问题;另一方面,他主张“以官榷与民”,也就是说将官府专卖的盐、茶、酒等让给平民去经营而得利。

第三,改革理念。苏轼的改革理念,在他的《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皇帝书》、《进策25首》、《御试制科策一道》、《拟进士对御试策》、《思治论》等文章中均有不少精彩的论述,概括起来主要是五论:一是目的论。苏轼改革的目的应该是富民强国,一切法律法令必须对人民有利益,并以此为标准来判断改革的成功与否。对王安石变法的有些扰民规定,他不赞成;对司马光全盘否定王安石的做法,他也不赞成,他认为新法中有些法规还是有利于民的,应该继续执行。二是渐变论。苏轼的改革观和王安石的改革观在方法上最大的不同,就是一个主张“渐变”,一个主张“激变”。苏轼主张“渐变”的理由在他的《进策·策略第一》、《礼以养人为本论》、《问养生》、《代滕甫论西夏书》和《上神宗皇帝书》中都有很多明确的论述,他有一句名言:“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而民不惊”(《辨试馆职策问札子》)。意思就是说,要让改革在老百姓不知不觉的过程中推进。他认为国家就像一辆快速奔驰的马车,如果突然来个急转弯,非翻车不可。他还用医生给病人看病、下药作比喻,论述了改革应当“渐变”不应“激变”的道理,他认为治国就好比治病人,医生遇到一个危重的病人如果下猛药,就很可能要致病人于死地;一个贫弱的国家如果搞“激变”,很可能欲速则不达。他并以此来劝告神宗皇帝不要急进,在改革上应该逐渐推进。三是用人论。苏轼认为改革最重要的是用人,得天下在得人,失天下在失人。选人要经过考试,取其优秀者委以官职,杰出人才要大胆使用,看准了就要下决心,选人的渠道要宽,用人的标准要严,重要部门择人要精,任职时间不能太短,考课官员要看主流,鼓励有成绩的官员,重罚腐败无能的官员,他还提出对于有一般过错的官员,要给出路。四是节流论。苏轼认为改革要注意处理好聚财与节流的关系,尽取天下之财而满足当时之需,不可取,要注意藏富于民。他说“广取以给用,不如节用以廉取。”各级官府要注意节流,要节省开支,以备天灾、水旱、欠收之需。苏轼还明确提出:“为国有三计:有万世之计,有一时之计,有不终月之计。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计,则可以九年无饥也。”五是强兵论。苏轼认为,要居安思危,要重视强兵,要做好外敌入侵的准备。他明确提出:“夫为国者,使人备已,则权在我,而使已备人,则权在人。”他明确提出从五个方面加强军队建设:一是人人都要练兵习武;二是要减少禁兵的数量;三是要注重培养将才;四是要严格训练;五是要培养勇敢作战的精神。

第四,经济理念。苏轼在参加制科考试向朝廷提交的25篇策论中,比较系统地谈到了他的一些经济理念。概括起来主要有五:一是较赋税。苏轼针对土地的变化而赋税不变动的问题,抓住田契的改变而实现田地转移这个关键环节,依据其易田之值而推算“广狭瘠腴”征收赋税,一下子解决了田多赋少的问题。二是均户口。苏轼认为,开垦土地,是致富之道。而天下之人又常常聚集于富裕之地,造成人多地少的矛盾,为此,他提出了鼓励百姓从人多的地方迁徙到人口稀少的地方去的主张,以实现均户口的目的。三是劝农桑。苏轼积极主张栽桑养蚕,并把栽桑养蚕的绩效与官员的考核升迁挂钩,他明确地指出“为农桑之政,计户口为考课之法。”(《策略二》)四是减开支。苏轼认为,要“节用以廉取”,他针对当时的问题,具体提出从三个方面来节用:一要减冗兵,减少军费开支;二要裁减冗官冗吏,减少财政开支;三要约束皇室奢侈豪华派场的开支。五是免杂税。苏轼认为,政府一方面自己要“节用”,另一方面对百姓要“廉取”,所谓“廉取”,就是政府应减免苛捐杂税,包括“禁关、征市、租盐铁、榷酒、谋茶”等税目,“求利太广而用法太密”(《策别·安万民一》),应当尽量减免。总之,苏轼在“开源”、“节流”、“减税”这三个方面的经济理念是值得我们汲取的。

第五,教育理念。苏轼为官十分重视教育,并且有他独到的见解,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一是教化观。苏轼主张敦教化。敦,就是重视;教化,就是教育感化。苏轼主张仁义礼信教育感化天下之民,以实现国家的安定。他主张“劝亲睦”,鼓励老百姓和睦和谐相处,不要“轻于犯法”,要“父子亲、兄弟和、妻子相好”。他还教导人们不要“丰于才而廉于德”,要注重思想道德品质上的修养。二是环境观。苏轼认为,教育有大的环境,也有小环境,社会大环境和家庭小环境都很重要,同时学习也还要有一定的氛围。三是方法论。苏轼十分重视学习的方法,他在《与王庠五》中说:“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仿此。此虽迂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苏轼这种带着问题有目的地读书的学习方法,确实是行之有效的。

第六,军事理念。苏轼从小就有尚武精神,为官十分重视军队建设,尤其是在做地方长官的时候,他提出了很多值得称道的军事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教战守”。苏轼在《策别训兵旅》等文章中提出,“蓄材用”、“练军实”、“倡勇敢”、“教战守”等强军的主张,并分别论述了将帅、士兵的重要意义。二是“定军制”。苏轼提出,随着国家的统一,朝廷“不必举疑四方之兵而专信禁兵也”,“郡县之土兵,可以渐训而阴夺其权,则禁兵可以渐省而无用”,这样做既减轻了朝廷的负担,又增加了国家的整体军事力量。三是全民皆兵。苏轼认为,最大的忧患莫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他明确提出,“以战守之术教民”(《策别安万民五》),“民皆习于兵”,“天下知兵者众,而盗贼戎狄将有所忌”(《策别训兵旅二》)等观点,他要求对天下之人普遍讲其兵法,练其武术,“尊尚武勇”,一旦暴发战争就可全民参战。这实际上就是居安思危、全民皆兵的思想,一个封建官吏在九百多年前就有这样的国防观念,实属少见。

第七,廉政理念。苏轼为官十分重视清政廉洁,他不仅有廉政的专论,也有廉政的实践,概括起来,主要有五个观点:一是功废于贪,行成于廉。苏轼在《六事廉为本赋》中提出来的“乃知功废于贪,行成于廉。”讲清了廉洁与功名的关系,廉洁是功名成败的决定因素。二是贫富有别,生死无异。他在《后杞菊赋》中提出来的一个重要观点:贫也好、富也好、吃肉也好、吃菜也好,最终都不免一死,人生在世何必去贪图荣华富贵。三是循理无私,节用廉取。苏轼认为:“君子之顺(顺利地干好事)也,岂有他哉,循理无私而已。”(《东坡易传》)实际上就是要求人们按照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办事,不要受到私心杂念的干扰。节约廉取,就是指朝廷要带头减少开支,要减少苛捐杂税。四是建章立制,考课百官。苏轼提出要从制度上约束和惩制腐败官员,他在《六事廉为本赋》中提出,要把廉政考核结果和官员的使用结合起来。他在《进策》中详细地阐述了考课百官的具体方法,特别强调要严格执法,用法律来约束官员,并依法处理违法的官员。五是非我所有,一毫莫取。苏轼在他那篇著名的散文《赤壁赋》中提出“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意思就是说,只要不是自己所拥有的东西,一丝一毫也不要去拿。他实际上提出了廉政要从我做起,从自身做起的要求,这对于一个封建官吏来讲,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四、苏轼为官的千秋功业

 

苏轼从政为官40年,他不仅提出了一系列为官理念,而且做出了为后人称颂的为官业绩,尤其是他为官杭州、徐州、定州、登州和贬官黄州、惠州、儋州期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千秋功业。

第一,抗洪抢险,保护彭城。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七月十七日,黄河上游曹村决口。八月二十一日,洪水到达徐州城。九月九日,城外水位高达二丈八尺九寸,与城内平地高出一丈零九寸,徐州城外洪水涛涛,城内百姓人心惶惶,有的富人准备弃家而逃。在这危机关头,苏轼来到城门口坐镇指挥,劝大家不要出城,对大家说:有我苏轼在,洪水绝不会进城!他亲自到禁军营地要求军队参加抗洪抢险,得到了军方的全力支持。苏轼一边带领徐州军民筑堤防洪,加高、加厚城墙和防洪堤;一边和他人研究泄洪的办法,决定从上游挖开一个缺口,让洪水流入黄河故道,达到分洪的目的。经过四十五天的顽强拼搏,终于把洪水挡在了徐州城外。十月十五日,洪水慢慢消退,彭城安然无恙。苏轼在徐州抗洪的显著功绩,不仅受到了百姓的夸赞,而且也受到了朝廷的嘉奖。在荣誉和成绩面前,他又将皇帝奖给他的三万贯钱,千捌百担粮食和七千二百个民工指标,用于加固、加长防洪堤,确保了徐州城以后的防洪安全。

第二,疏浚西湖,美化城市。在苏轼任职的地方,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东坡处处有西湖”,事实的确如此,苏轼任职的不少地方现在都保留着西湖的说法。例如,杭州西湖、扬州瘦西湖、惠州西湖、颍州西湖等等,而最有名的还是杭州西湖,至今杭州人民说起苏轼疏浚西湖的事来,还是那样津津乐道。苏轼在杭州任职期间,发现西湖淤泥葑草壅塞,有人提出应该疏淘,有人则表示反对,苏轼面对这种情况,他在元祐五年(1090)四月二十九日,就上书朝廷,写下了《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要求疏浚西湖,强调“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废也。”并明确阐述了不可废的五条理由,得到了朝廷的支持。他亲自发动并招募民工20余万,开展了规模浩大的西湖疏淘工程。他采纳了曾任临璞县主簿、时任杭州监税官苏坚的建议,疏通盐桥河、茅山河,作堰造闸,使“西湖活水之所注,永无乏绝之忧。”为了解决疏浚西湖大量的葑草、湖泥堆放问题,他提出,“为长堤以通南北,则葑田去而行者便矣。”(《东坡先生墓志铭》)于是,筑成从南山下直通栖霞岭的长堤,既解决了“葑田”的出路,又解决了南北游人的通行。苏轼还把清理后的湖面分派给人种菱,为防止种菱人户侵占湖面,又在湖中立三塔为界,后逐渐演变成闻名国内外的西湖十景之一——“三潭印月”。为了美化湖堤,苏轼还在堤上修了六座桥,分别取名为映波桥、镇澜桥、望山桥、压堤桥、东浦桥、跨虹桥,在长堤竣工以后,他又组织大家在长堤两旁栽种了大量的芙蓉、杨柳。后来苏轼离开杭州后,继任林希来到长堤上,看到湖水碧波荡漾,长堤两岸垂柳依依,十分高兴,他就将长堤命名为苏公堤,从此“苏堤春晓”以它“十里长虹”的风韵位于西湖十景之首,杭州西湖从此名扬中外了。

第三,开办医院,治病救人。据史料记载,在宋代没有一家公立医院,社会上只有私人医生行医。苏轼第二次到杭州担任地方长官后,他发现当地百姓看病困难,他自己拿出了五十两黄金,还筹集了一些资金,创办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所公立医院,取名为安乐坊,为杭州人民防病治病,拯救了不少人的生命,至今被人们传为佳话。据苏轼的弟弟苏辙撰写的《东坡先生墓志铭》记载,“公又多作饘粥药剂,遗吏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公曰:‘杭,水陆之会,因疫病死比他处常多。’乃裒羡缗得二千,复发私橐得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蓄钱粮以待之。至于今不废。”苏辙的这段话如实的记载了苏轼当年在杭州筹资金、办医院、救病人的情景。据《宋会要辑稿·食货》记载,苏轼知杭州,创办的安乐坊,三年医好了病人上千人。苏轼不仅创办医院,而且他还大量地收集民间的偏方验方和养生经验,他将自己所收集的药方圣散子介绍给老百姓,防病治病。他在《圣散子后序》中说:“去年春,杭之民病,得此药全活者,不可胜数。所有皆中下品药,约计每千钱即得千服,所济已及千人。”宋人将他这些偏方验方和经验汇编成册,取名《苏学士方》,再后来人们又将沈括收集的药方合在一起出版,取名为《苏沈良方》,流传至今。

第四,整治军队,巩固边防。苏轼在地方做官十分重视军队建设,巩固边防海防。苏轼元祐八年(1093)十月二十三日到达定州后,不仅担任地方行政长官,而且还兼任了统管军队的职务。当时,定州属于宋代的边境地区,他一到那里就发现了军队建设上的很多问题,首先是禁军营房损坏比较严重,大部分不能遮风挡雨,不少军士的家属子女忍饥受冻,军士饮酒赌博和偷窃行为时有发生,有的长官巧取掠敛放高利贷。他一边向朝廷报告,请求拨款,派人整修营房;一边逮捕法办贪官将领,很快就刹住了军队当中的歪风邪气,使定州的防务有了进一步的改善。除此之外,他还整顿弓箭社,要求弓箭社人户寝室起居,不放下弓箭刀马,武艺就不会生疏,一旦边境有事,即可驱使。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苏轼在登州上任只有五天时间,他仍然关心海防建设,向朝廷提出了加强海防军队建设的建议,朝廷同意了他的意见,使登州海防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第五,著书立说,启迪后人。苏轼为官40年,无论是在朝廷任职,还是在地方为官,甚至被遭贬流放,他始终笔耕不断,著书立说,取得了显著的业绩。据统计,他一生写下了两百多万字的著述,涉及政治、军事、历史、文化、教育、艺术、宗教、人生、民俗等方面,后人编辑出版了《苏轼全集》。这里我们只对他的诗、词、赋、散文、书法和绘画作一个简要的介绍,就可看出他的伟大。首先是诗。他一生写了2700多首诗,不仅数量大,而且质量高,许多诗篇“脍炙人口”。例如,咏诵庐山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成为咏庐山的千古绝唱。再如,咏杭州西湖诗,“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此诗一出,使杭州西湖名扬中外。其次是词。他一生写了300多首词,许多具有开创性的词章,至今读来令人振奋。例如,他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赤壁怀古》),开创了前无古人的一代词风,充满豪情,令人心旷神怡。再如,他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此词一出,千年来,多少文人墨客,咏中秋月亮,无人超越。还比如,他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江城子·记梦》),开创了用词来写悼词的先例,被后人誉为悼念亡人的千古绝唱。第三是赋。他写的《赤壁赋》、《后赤壁赋》,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的地位。《赤壁赋》不仅进入了中国的教育课堂,而且进入了日本的中学教科书。有人说:“赋到此翁无古人”。第四是散文。苏轼被誉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他一生创作了4200多篇散文,许多名篇被编进了中学教科书。第五是书法。苏轼的书法居“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宋代四大家之首。他的代表作《寒食帖》,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和书圣王羲之《兰亭集序》、颜真卿《祭侄文稿》齐名。第六是绘画。苏轼的绘画,以枯木、竹石著称,成为中国绘画史上湖州墨竹派的一个重要成员。所有这些,在宋代文坛都是具有开创性的重大成果,从而确立了他在北宋文坛的领袖地位,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历史地位。

 

五、苏轼为官的几点启示

 

苏轼为官几十年,既有理念也有实践,他的这些为官理念和实践,对于我们今天担负着艰巨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重任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有哪些值得借鉴、参考和启示呢?概括起来,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为官之道,以民为本

苏轼的为官之道,贯穿着一条主线,这就是以民为本。在苏轼看来,君与民之间,民贵君轻,老百姓是天,老百姓为大,老百姓是第一位的。按照他这个理念,他无论在朝廷做官,还是在地方行政,甚至在遭贬流放,他都始终坚持以民为本的观念,尽心尽力为老百姓办事,有时甚至甘冒触犯“龙颜”的风险,为老百姓的利益向朝廷直谏,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第一,顺应民心,推进改革。苏轼为官的年代,是一个改革的年代,大量的事实表明,苏轼是坚持和赞成改革的,苏轼在改革问题上和王安石的改革有分歧,但不能因此而否定苏轼的改革观,一些史学家把苏轼说成是反对改革的保守派,是不正确的。我们认为,苏轼的改革观有两点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一是苏轼坚持“渐变”的改革观,他有一句名言:“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而民不惊”,这句话充分体现了他坚持逐步推进改革,而使老百姓逐步适应改革的愿望。二是苏轼坚持改革要有利于让老百姓得到利益,而不是损害利益,并以此为标准来检验朝廷的改革措施正确与否。这两条对我们今天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也是有重要启迪和借鉴作用的。一方面,我们要继续坚持“渐变”的改革观。改革开放30年,之所以取得伟大的成功,就是因为坚持了改革的逐步推进。回想改革之初,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然后逐步推进到城市,然后再进一步推进到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由点到面,由小到大,由易到难,一步一步地把改革引向深入,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渐变”的改革路径。我们必须继续坚持这种“渐变”的改革观,尤其是在改革已经向纵深发展的今天,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逐步显露出来,更需要我们逐步的渐进的推进各项改革措施,充分考虑社会的承受能力,避免因某些改革措施的急进而引起社会的震荡,影响改革开放的大局。另一方面,我们要坚持改革措施有利于人民群众。任何一项改革,如果只有少数人的积极性,而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改革是很难取得成功的。当年,王安石的改革之所以失败,一条重要的教训就是没有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和响应。今天,我们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的这场伟大的改革,他的根本宗旨始终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的一切改革措施都是以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赞成不赞成为标准的。凡是人民群众拥护的改革措施,我们就大胆推进;凡是人民群众一时还不理解的改革措施,我们就逐步推进或暂缓推进,允许等,允许看,也要允许试,只要是对人民群众有利的改革措施,最终是会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拥护的。

第二,让利于民,多给少取。苏轼为官的北宋时期,是一个国力积贫积弱的时期,内忧外患,财力空虚,百姓贫苦,农民起义不断,社会矛盾十分突出。在这种形势下,如何摆脱危机,确实是对北宋朝廷官员为官能力的一个重大考验。苏轼应对这种形势的经济观有许多条,我认为至少有三条是应该肯定和值得借鉴的:一是节用,二是廉取,三是劝农桑。这三条不仅对当时有指导作用,而且就是今天也仍然值得我们借鉴。首先,要重视勤俭节约。苏轼主张朝廷要“节用”,也就是皇家要带头节约开支,一切活动都要“务从俭约”。据史载,宋王朝的节庆和祭祀活动是很多的,而且耗资巨大。例如,宋真宗一次郊祀活动就用掉了七百余万钱,东封泰山花掉八百余万钱,由此可见一斑。苏轼提出朝廷减少开支,带头厉行节约,这无疑是正确的。今天,我们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财力雄厚了,国力增强了,仍然需要勤俭节约,节约一切不必要的开支,这应该是我们各级从政为官者必须要认真对待的。其次,要让利于民。苏轼主张“廉取”,实质就是主张政府要尽量减少各种苛捐杂税,这一点应该说是对人民有好处的。最近几年来,我们党提出一系列的惠农政策,免除了千余年来的“皇粮国税”,给广大农民办医疗保险,减免农村中小学生学杂费,还每年开展农村民生八大工程,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都是一个目的,就是要对农民、农村多给予,少索取,甚至不索取,体现了我们党在新时期执政的新理念,我们各级领导干部都要认真贯彻执行好中央的这些惠民政策,不打折扣,确保落实到位。第三,要高度重视“三农”。苏轼主张“劝农桑”,就是鼓励农民重视农业,栽桑养蚕。这作为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的封建社会来说,应该是一条很好的治国之道。他有助于解决好老百姓的吃饭穿衣问题,也有助于增加国家的财富,我认为是应该充分肯定的。我们国家,虽然经过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国力比较强大了,但是还有超过半数以上的人口仍然在农村,“三农”问题依然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够放松对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重视,要继续坚持把“三农”放在国民经济的首位,加大对农村、农业和农民的投入,认真落实好中央出台的“三农”问题的一系列政策,努力推进农村的现代化建设,努力推进农村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这是我们每一个领导者的崇高使命和神圣的职责。

第三,急民所难,帮民所需。苏轼的民本理念体现在各个方面,尤其是他在各个地方为官时期,帮助老百姓解决生计问题,诸如烧煤的问题、收养弃婴的问题、饮水的问题、推广水稻问题、吃盐问题、喝酒问题等等,都在他的帮助范围之内,因而他赢得了各地百姓的衷心拥戴和爱护。我们***人和一个封建官吏比较起来,应该做得更好,事实也如此。在战争年代,我们带领人民群众打土豪、分田地,从根本上解决了老百姓的生计问题,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又切实帮助人民群众解决医疗问题、教育问题、住房问题、就业问题、饮水问题等等民生问题,所以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我们一定要按照中央的要求认真办好“八大民生工程”,帮助老百姓切切实实解决一些困难和问题。

第四,启迪民智,培养人才。苏轼按照他的民本思想,十分注重启迪民智,培养人才。他在海南儋州被贬期间,虽然生活十分艰苦,但是他仍然办起了学堂,倡导读书,在他的指导下,海南走出了第一个进士,至今人们还念念不忘。苏轼在儋州办学的事,给我们至少有三点启示:一是为官要重教。教育是百年大计,教育是希望,是未来,只有把教育办好,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才有希望。今天我们的条件和苏轼当年已经是两个世界、两重天,没有理由不办好教育,只有把我们的教育搞上去了,我们的国家才有希望。二是再苦也不能苦教育。苏轼当年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不忘记办教育,还自编教才,修砌学校,指导学生。今天我们更要增大对教育的投入,不断改进教育的环境和条件。解决好教师的实际问题和困难,让他们在一个比较宽松的条件下教书、育人。三是要千方百计帮助各级各类大中专毕业生实现就业。培养人才的目的是为了使用人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为人才各尽其长,创造了宽广的舞台,只要我们用其所长,充分发挥各类人才的作用,他们就必将对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第五,保障民安,居安思危。苏轼在地方为官,特别是在边疆地区为官,他十分重视国家和百姓的安全。在定州,他提出组织弓箭社;在登州,他上书朝廷要求加强军队建设,这都是他居安思危、巩固边防、确保民安的重要举措。苏轼的国防观念至少有三点启示:一是要居安思危。今天,我们仍然处在一个复杂多变的世界,和平和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在搞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定不能忘记国防建设,在和平环境里一定要想到战争说不定哪一天就可能来临,我们越是搞现代化建设,越是要增强国防观念,随时保持高度的警惕,在思想上,筑起一道牢固的戍边的思想长城。二是要支持人民解放军加强军队建设。人民解放军是我们国家的柱石和长城,是抵御外来侵略的铁拳,我们作为一个地方党政领导一定要从国家的安危的全局考虑,积极支持军队,帮助军队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特别是他们的家属、子女、就业、上学等实际问题,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三是要积极做好民兵预备役工作。民兵预备役是人民解放军的重要来源,我们一定要支持他们搞好训练,随时准备参加到保卫祖国和人民安全的战斗中去。

(二)谋事之道,以实为魂

为官要做事,如何做好事、做实事、做成事?这是每一个从政为官的人必须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苏轼在几十年的为官生涯中,始终把他的民本理念,贯穿在他的整个从政实践中。从他为官所创造的全部业绩来看,他在各地都突出了一个“实”字,就是查实情、说实话、办实事、重实干、见实效。

第一,深入基层,察看实情。苏轼先后在十几个地方为官,他每到一地都注重到实地去查看实际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例如,他到达密州后不久,就发现了这里蝗虫危害十分严重,见老百姓用蒿蔓裹蝗虫一堆接一堆,相连二百多里,然而有的官吏却说这不是灾害,甚至说蝗虫是为民除草,对这种颠倒黑白的说法,他当即给当朝宰相韩琦反映了他的看法,并提出了捕蝗的办法。在杭州为官他发现,渐西七州军,冬春积水,不能种早稻,到五六月水退,才播好晚稻,又遇干旱,早晚都受损,老百姓吃饭都成问题,刚进入冬天,有的就已经断粮了,因此他向朝廷提出,赈救饥荒的建议。在杨州,他了解到因朝廷历年“积欠”,老百姓还不起钱而流落他乡,再加上温疫流行,老百姓苦不堪言,他先后两次上书朝廷要求减免“积欠”,并得到了朝廷的同意,皇帝下诏各种“积欠”一律宽免一年,受到老百姓的衷心感谢。这几件事情,使我们受到深刻的启示:一是新官到任首先要重视调查研究。毛泽东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确实是真理,每到一地,一定要把当地的实情搞清楚,取得发言权,才有资格担负起那里的领导工作。二是要敢于从实际出发,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意见和办法。领导者一是出主意,二是用干部,这是毛泽东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仍然要重视出思路、出办法、出对策,并把它用于指导工作。三是对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上级报告。有些问题不是下面职权范围所解决得了的,就要及时地向上级报告,以求得上级的支持、指导和帮助。

第二,求真务实,敢说实话。苏轼在任地方官期间,最值得令人称道的是,他拒绝朝廷决定开挖八丈沟的事情。元祐六年(1091),苏轼出知颍州(今安徽阜阳),在他到来之前,朝廷就决定开挖八丈沟,以解开封洪水之患。他到任后发现有问题,随及选派官员到实地测量,摸清了八丈沟入淮口的水位,在淮河洪水上涨时要高于八丈沟上游蔡河口水位八尺五寸,由此,他得出结论,新沟若开,洪水来临时,不仅起不到排水的作用,反而遭淮河逆灌。颍州将遭到八丈沟上下游洪水的双重袭击,颍州人民将受到洪水的严重威胁。为此,他连续三次上书朝廷《奏论八丈沟不可开状》,终于说服朝廷停止了这个劳民伤财的工程。这件事情给我们的启示很多,最重要的至少有三点:一是要敢于说实话。苏轼新官上任,对上一届决定的事情,尤其是经过朝廷批准的事情,他敢于提出质疑,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我们***人,为官一地,当实际情况和上面的有关决策发生不一致时,一定要勇于向上级反映下面的实际情况,并根据实际情况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和办法。二是要重视科学的调查研究。苏轼在遇到问题时,没有随意否定,而是经过科学的测量和全面的论证,才提出自己的否决意见的。从这里,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对于有争议的问题,既不能随意否定,也不能盲目肯定,任何决策都必须建立在全面、客观、科学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必须建立在一定数据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必须建立在可行性分析基础上,权衡利弊,慎重决策,这样才有可能避免失误。三是决定重大问题,要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苏轼正是从避免颍州人民遭受洪灾的袭击,而多次向朝廷提出不能挖八丈沟的意见,这实际上是向人民负责的表现,归根结底也是向朝廷负责的表现。我们作为***人,更要把向人民负责和向党负责的一致性结合起来,把事情办得更好。

第三,为官一任,多办实事。苏轼在地方为官,十分重视为老百姓办实事、做好事。在徐州,他找到煤碳,为百姓解决了燃料和炼铁问题;在诸城(密州),他收养弃婴,挽救了这些孩子的生命;在惠州,他提出用竹管引水,解决了百姓的饮水问题;在杭州,他创办了安乐坊,即医院,为百姓解决了就医问题;在惠州,他设计并推广了秧马,减轻了农民的劳作之苦;在定州,他推广水稻技术,使当地百姓吃上了大米,他创酿的松醪酒,1915年巴拿马国际博览会获得金奖,成为名酒;在蓬莱(登州),他改革盐税,打破官商垄断,允许百姓自由贩盐,解决了百姓食盐问题;在扬州,他提出改革漕运,允许百姓运输官方粮食时,适当搭载部分土特产,以弥补生活不足。从苏轼做的实事,使我们受到哪些启示?一是为官之道要从小事做起。苏轼做的这些事情,看起来都是小事,但是作为百姓来讲都是大事。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讲的:“百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我们一定要切实关心百姓的油、盐、柴、米,关心他们的吃饭、穿衣、住房、就业、就医,从这些具体问题做起。二是要勇于改革那些不适应老百姓生存和发展的旧框框。为了老百姓的利益,一个封建官吏都可以改革那些不合时宜的规章制度,作为一个***人更应该站在人民的利益立场上,勇于改革那些不利于老百姓的具体意见、措施和政策,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使我们的各项政策措施更有利于老百姓,有利于人民群众。三是好事要办好。为人民群众办好事、实事,一定要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有条件的可以快一点,没有条件的,创造条件,努力办。要充分依靠社会的力量、政府的行为解决问题,一定不要过多地增加老百姓的负担,尤其是农民的负担,把好事办好,让老百姓满意。

第四,危险关头,带头实干。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苏轼知徐州,到任三个月就遇到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徐州城被洪水围困,苏轼带领徐州军民英勇抗洪,奋战40多天,终于保住了彭城,受到朝廷的嘉奖。为了防止洪水再次袭击,他又奏请朝廷拨款,进一步加固护城堤,消除了徐州城的隐患。从这件事情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一是在危急关头,领导一定要身先士卒。彭城大水来临,苏轼临危不惧,把百姓的安危放在第一位,这确实值得我们每一位领导干部,特别是担任一个地区主要领导责任的领导干部学习。当年,江泽民总书记亲自到九江组织军民抗洪抢险的镜头,充分显示了我们党在危难关头冲峰在前的英雄气概。二是在困难面前,要听取专家的意见,善于科学决策。苏轼在洪水到来以后,一方面组织军民加固城墙,抢修防洪堤。另一方面,他听取了他人的意见,从上游打开一个缺口,使洪水流入黄河故道,因而有效地缓解了徐州城的水势。这就充分说明,我们在重大灾害面前,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一定要注意听取专家的意见,运用科学的方法战胜灾害。这不由使我们想起“5·12”大地震,在处理堰塞湖问题上,党中央、国务院充分听取专家的意见,从而顺利地疏导了湖水,确保了下游的安全。这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的成功的典范。三是既要考虑当前,也要注意长远。苏轼在抗洪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他没有陶醉在成功的喜悦之中,而是进一步防范今后洪水再来,因而他提出了进一步加巩城墙和防护堤的意见,并将朝廷奖励他的资金用于工程。这是苏轼为官的一个优秀品格,他做事没有短期行为,我们每一个领导同志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都应该立足当前,考虑长远,谋划未来,使我们的事业立于不败之地。

第五,不图虚名,重视实效。苏轼元祐七年(1092)二月知扬州,当时正值芍药盛开,时任扬州通判的晁补之提出举办一年一度的万花会。苏轼认为,办花会主要靠老百姓来筹备,劳民伤财,得不偿失,他下令将花会罢除,今年不办,以后也不再办。此举赢得了老百姓的一致拥护,深得民心。从这件事,给我们为官执政者带来的启示是什么呢?一是办事要以老百姓是否有利为标准。让老百姓自己出钱,而老百姓又得不到什么利益和好处的事情,最好不办,避免浪费百姓的钱财,这是我们每一个为官从政者必须要时刻考虑的问题。二是为官从政切不要搞形式主义,不要搞“花架子”。形式主义害死人,“花架子”表面看起来轰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实际上得不偿失,空耗钱财,有百害而无一利,实属应当戒除。三是一定要注重实效。我们做每一项决策,都要考虑实际效果,凡是没有实效的事情,要少办或者不办,在全社会形成一个戒形式、重实效的良好风气。

(三)做人之道,以廉为先

做官首先必须要学会做人,做人之道,以廉为先,这是苏轼为官给我们的一条重要启示。苏轼为官几十年,十分重视官德的修养,尤其是在廉政建设上他有许多论述,并付之行动,形成了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很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甚至效仿。

第一,行成于廉,功毁于贪。苏轼为官一生十分重视廉洁从政,他在《六事廉为本赋》一文中,明确提出:“事有六者,本归一焉。各以廉而为首,盖尚德以求全。”“乃知功废于贪,行成于廉。”“举其要兮,廉一贯之。”苏轼这番话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为官从政,要以廉为先。就是为官之道以廉为首,廉洁不保,再大的功劳也毁于一旦。联想到近年来我们一些干部,尤其是党政领导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一个又一个的因贪腐而落马的深刻教训,为官从政一定要把廉洁放在第一位,时时保持高度的警惕,切莫要去触摸高压线,确保为官清廉。

第二,计划开支,加强自律。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二月一日,苏轼以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作团练副使,生活十分艰苦,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描述了他的生活状况:“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大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这段描述,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要有计划地开支,只要每天的基本生活能够保证,做到有计划地使用钱财,我们的收入是完全能够保证基本生活需要的,而没有必要去贪图更多的钱财。这是每一个为官从政者确保廉洁的一条具体可行的良策。只要我们做到了这一点,廉政也就保住了。

第三,反对奢侈,提倡节俭。苏轼为官不仅重视自身的约束,而且敢于监督朝廷保持节俭之风。有一件事特别突出,就是神宗皇帝过元宵节要购买四千盏浙灯。苏轼认为,此事不可,上书皇帝“谏买浙灯状”,明确批评朝廷,“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夺其(民)口体必用之资”,要求停止买灯。皇帝批准了他的请求,从而终止了一件有损民利的事情。从这件事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为官不仅要廉洁自律,洁身自好,而且要敢于监督他人,尤其是要敢于监督一把手,凡是不利于百姓的事情,不利于为官清廉的事情,一定不能去做,保持良好的政风。

本书的研究方法:一是采用文献研究与实地考察相结合。我们一方面阅读了苏轼的有关原著和参考了前人以及今人的研究成果,还参加了眉山市组织的东坡国际学术研讨会。另一方面,我们组织了考察组,用了48天时间,行程万余公里,沿着苏轼当年为官的10个省、16个城市进行了考察,参观了苏轼的遗址、遗迹、遗物,听取了几十名苏学专家介绍苏轼当年为官的经历,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二是批判继承与创新相结合。我们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批判地继承了苏轼为官之道当中一些积极的理念,特别是对当今有借鉴作用的一些观点和方法,我们尽可能地把他保存下来。同时,也结合当前我们贯彻执行科学发展观,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提出了为今人可借鉴或遵循的为官理念。三是领导干部与专家学者相结合。在课题研究当中,我们既有经验丰富的领导干部,又有苏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两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既体现了一定的学术水平,又贯穿了一定的从政经验,使课题既有一定的学术性,又有一定的实用性。四是集体讨论与分头研究相结合。在整个课题研究过程中,我们十分重视发挥集体的智慧,相互讨论、修改,充分体现集体的智慧。同时,我们又充分发挥每一个同志在研究工作中的主观能动性,最大限度地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创造性地提出问题和研究问题。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书的结构,总体上分为三论:一是绪论。主要阐述了苏轼为官的时代背景、为官经历、为官理念、为官业绩和几点启示,实际上是全书的一个总论。二是政论。主要阐述了苏轼的为官理念,概括了苏轼为官的七大理念,包括哲学理念、民本理念、改革理念、经济理念、教育理念、军事理念和廉政理念。三是事论。主要阐述了苏轼为官所做出的业绩,包括经济业绩、军事业绩、社会事业业绩、文学艺术创作业绩。全书全面地展示了苏轼为官一生的政治思想和政务活动,为我们各级党政领导提供了一份从政为官的参考资料。如果本书能够为我们各级领导干部从苏轼为官的理论与实践活动当中受到一点启发,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苏灿,第三届眉山市政协委员会原主席。选自2009年第3期《苏轼研究》。


(作者:苏灿 编辑:suxue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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