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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川略志》译评

时间:2018年09月10日 信息来源:转自2014年第1期《苏轼研究》。 点击: 加入收藏 】【 字体:

 

《龙川略志》译评

 

胡先酉

 


龙川略志引

 

予自筠徙雷,自雷徙循,二年之间,水陆几万里,老幼百数十指,衣食仅自致也。平生家无尤物,有书数百卷,尽付之他人。既之龙川,虽僧庐道室,法皆不许入。裒橐中之余五十千以易民居,大小十间,补苴弊漏,粗芘风雨。北垣有隙地可以毓蔬,有井可以灌,乃与子远荷锄其间。既数月,韭、葱、葵、芥,得雨坌出,可菹可,萧然无所复事矣。然此郡人物衰少,无可晤语者。有黄氏老,宦学家也,有书不能读。时假其一二,将以寓目,然老衰昏眩,亦莫能久读。乃杜门闭目,追思平昔,恍然如记所梦,虽十得一二,而或详或略,盖亦无足记也。远执笔在傍,使书之于纸,凡四十事,十卷,命之《龙川略志》。

 

译文:

我从筠州迁徙到雷州,从雷州迁徙到循州,两年间,水路陆路行了将近万里。一家老小十几口人,衣食勉强可以自己解决。平生家里没有珍贵的物品,仅有的几百卷书,也全都交给了别人。到了龙川后,按照朝廷的法规,即使是僧道的寺庙,也不准许我入住。我用包囊中余下的五十千钱来换得一所民房,有大小房屋十间。我把破漏之处修补修补,也就勉强可以遮风挡雨了。房屋的北墙处有一块空地可以种菜,有口井可以浇灌,于是我与儿子苏远在这块地上挥锄挖土,播下菜种。几个月后,韭菜、青葱、冬葵、芥菜等各种菜蔬,在雨水的浇灌下旺盛地并排生长出来。长出的蔬菜不仅足够全家食用,吃不完的还可用来制作酸菜、腌菜。这样一来,不用我再把时间和精力花在种菜上,我就有些寂寞而无所事事了。可这个地方人物稀少,找不到能交谈之人。有位姓黄的老人,是个官学人家,家中有书,他年纪大了很少读。我有时去跟他借点来看看,但我也因老眼昏花,不能久读。于是只好关门家中,闭上双眼,追想过去。往事依稀,恍然如梦,好多事情都已模糊了。虽然还记得起一小部分,但也是有的详细有的简略,大概也没有什么值得记的。儿子苏远在旁边执笔,我让他写在纸上,总共记有四十件事,编辑成十卷,取名为《龙川略志》。

   

简评:

《龙川略志引》(以下简称《引》)是苏辙为其在龙川写的一部笔记《龙川略志》所作的序言,“引”即“序”,它讲述了苏辙贬徙至龙川后的生活情况和写作《龙川略志》的缘起。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崩,宋哲宗亲政,次年,受高太后信任的苏轼、苏辙兄弟先后被贬出朝廷。苏辙贬居筠州(今江西高安),绍圣四年(1097),由筠州贬徙雷州(今广东海康),元符元年(1098),又由雷州贬至循州(今广东龙川),这就是苏辙在《引》的开头说的“予自筠徙雷,自雷徙循,二年之间,水陆几万里”这一情况。苏辙在《引》的前半部分谈了自己一家老幼来到龙川后的衣食住行生活:衣食勉强可以自己解决;无房可住,只好拿出自己仅有的一点积蓄买得一所破旧的民房,并自己动手修补破漏,以避风雨;又同小儿子苏远开荒种地,收获的蔬菜食用有余。整个描述,凸显了苏辙身处逆境却无所畏惧、不等不靠,用自己的力量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的自强奋争精神,文中“补苴弊漏,粗芘风雨”“韭、葱、葵、芥,得雨坌出,可菹可芼”等句,充分表现出了作者身处逆境却能乐观潇洒、等闲面对的人生态度,着实令人钦佩。

《引》的后半部分则讲述了自己写作《龙川略志》的缘起。一是由于自己和儿子开荒种植的蔬菜已食用有余,不需要自己再去做这样的事,自己便有些无所事事而显得寂寞冷落(“萧然无所复事矣”);二是龙川这个地方“人物衰少”,找不到交谈之人(“无可晤语者”);三是自己“老衰昏眩”,跟别人借几本书来“寓目”,却也不能久读。所以,在上述三种百无聊赖的情况下,只好“杜门闭目,追思平昔”,并把那些“十得一二”“或详或略,盖亦无足记”的往事,让儿子苏远执笔记下来,写成了这部《龙川略志》。总之,归结起来,苏辙在告诉读者,自己的这部笔记并没有什么明确的写作目的,仅仅只是自己为打发光阴的无事找事随意消遣而已。为了强调这点,苏辙在《引》中用“盖亦无足记也”来表明自己这部笔记所写的都是些不值得记的事。

但果真如此吗?非也。

凡是读过《龙川略志》的人,都会明显感觉到这部作品或含蓄委婉,或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人生态度、政治主张。《龙川略志》共十卷,记往事三十九条,其中除《与王介甫论青苗盐法铸钱》一则是二事合为一条外,其余皆是一则记一事,共记四十件事。十卷中卷三至卷九主要是间接追论朝廷政事,讲述自己及朝中大臣于熙宁、元丰、元祐年间在诸如新法、税赋、刑法、选吏、外交、治河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上所持的观点主张以及这些观点主张的来由依据等“平昔”之事,而卷一、卷二、卷十总共仅十一条,虽然谈道家烧金、炼丹及养生、医术乃至鬼神等事,但内中仍含蓄委婉地表达了作者做官为人的观点态度。所以可以确定的说,苏辙《龙川略志》写作缘起的真正动机绝不是为打发时光的随意消遣之作,而是作者要借所记之事来表达自己的政见主张和人生态度。苏辙之所以在《引》中把自己的真实动机隐藏起来,并在编辑这部笔记时将讲述道家烧金、炼丹及养生、医术乃至鬼神等内容放在开头与结尾,这些都是因为在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下,作为一个贬谪的罪臣,为了避免再遭因言得罪而不得已的一种掩饰而已,凡是读过《龙川略志》的读者,想来都是会体谅作者这一良苦用心的。

 

龙川略志第一

 

梦中见老子言杨绾好杀高郢严震皆不杀

 

予幼居乡闾,从子瞻读书天庆观。治平初,在京师梦入三清殿,殿上老子像高三二尺,状甚异,能与人言,问者非一也。予亦谒而问焉,谓予曰:“子知杨绾乎?”曰:“唐之贤相也。”“子知高郢、严震乎?”曰:“郢文臣,震功臣也。”“三人孰贤?”曰:“郢、震虽贤,其不及绾远矣。”曰:“此人皆终尚书仆射,然绾不至上寿,而郢、震皆耆艾乃死,子知其说乎?”曰:“不知也。”曰:“绾好杀生,而郢、震皆不杀,此其所以异也。子其志之!”予梦中固不详三人之然否也,起阅《唐书》,三人官秩、寿考皆信,独不见好杀与否耳。

 

译文

小时在家乡,我跟随兄长子瞻在天庆观读书。治平(宋英宗年号)初年,我在京城梦见进了天庆观三清殿。殿上塑的老子像有两三尺高,样子很奇怪,能够同人讲话,问他的人不止一个。我也上去向老子拜问,老子对我说:“你知道杨绾吗?”我回答说:“杨绾是唐朝的一位贤明宰相。”老子又问我:“你知道高郢、严震吗?”我说:“高郢是唐朝的文臣,严震是唐朝的功臣。”老子接着问我:“这三个人谁贤德?”我说:“高郢、严震虽然贤德,但远远赶不上杨绾。”老子听了我的回答,却不以为然地说:“他们三人虽然都在宰相的位置上离开人世,但是杨绾未到高寿,而高郢、严震则都是很老了才死,你知道这其中的原因吗?”我说:“不知道。”老子说:“杨绾喜好杀生,而高郢、严震都不这样,这就是他们三个人寿命不同的原因。你好好记着!”我在梦中的确不具体了解这三个人的情况是否如老子说的那样,梦醒后,我起来翻阅《唐书》,从《唐书》写的内容看,这三个人的官位、寿命都与老子说的相符,只是没有关于他们谁喜好、谁不喜好杀生的记载罢了。

 

烧金方术不可授人

 

予兄子瞻尝从事扶风,开元寺多古画,而子瞻少好画,往往匹马入寺,循壁终日。有二老僧出揖之曰:“小院在近,能一相访否?”子瞻欣然从之。僧曰:“贫道平生好药术,有一方能以朱砂化淡金为精金。老僧当传人而患无可传者,知公可传,故欲一见。”子瞻曰:“吾不好此术,虽得之,将不能为。”僧曰:“此方知而不可为,公若不为,正当传矣。”是时,陈希亮少卿守扶风,平生溺于黄白,尝于此僧求方,而僧不与。子瞻曰:“陈卿求而不与,吾不求而得,何也?”僧曰:“贫道非不悦陈卿,畏其得方不能不为耳。贫道昔尝以方授人矣,有为之即死者,有遭丧者,有失官者,故不敢轻以授人。”即出一卷书曰:“此中皆名方,其一则化金方也。公必不肯轻作,但勿轻以授人。如陈卿,慎勿传也。”子瞻许诺。归视其方,每淡金一两,视其分数不足一分,试以丹砂一钱益之,杂诸药入甘锅中煅之,熔即倾出,金砂俱不耗,但其色深浅班班相杂,当再烹之,色匀乃止。后偶见陈卿,语及此僧,遽应之曰:“近得其方矣。”陈卿惊曰:“君何由得之?”子瞻具道僧不欲轻传人之意,不以方示之。陈固请不已,不得已与之。陈试之良验,子瞻悔曰:“某不惜此方,惜负此僧耳,公慎为之。”陈姑应曰:“诺!”未几坐受邻郡公使酒,以赃败去。子瞻疑其以金故,深自悔恨。后谪居黄州,陈公子在黄,子瞻问曰:“少卿昔竟尝为此法否?”曰:“吾父既失官至洛阳,无以买宅,遂大作此。”然竟病指痈而没,乃知僧言诚不妄也。后十余年,谪居筠州。有蜀僧仪介者,师事克文禅师。文之所至,辄为修造,所费不赀,而莫知钱所从来。文秘其术,问之,不以告人。介与省聪禅师善,密为聪道其方,大类扶风开元僧所传。然介未尝以一钱私自利,故能保其术而无患。

   

译文:

我的兄长子瞻曾在扶风(今陕西凤翔)为官,扶风的开元寺里有很多古画,子瞻自小就喜好画,常常独自骑马来到寺中,顺着画壁欣赏古画,一看就是一天。有二位老僧出来向子瞻拜请道:“我们的小院就在近旁,能去看看吗?”子瞻很高兴地跟随他们去到小院。老僧对子瞻说:“我平生喜好炼药术,我有一个能用朱砂将成色很差的金子化炼为成色很好的金子的药方。我应当将这方子传给人却又担心找不到可传之人,我觉得你可以传,所以想见一见你。”子瞻对老僧说:“我不喜好这种炼金术,即使传给我,我也不会拿来炼金。”老僧说:“对这个炼金方子,知道是可以的,但不可以拿来实施,你如果不拿来炼金,那就正应该传给你了。”这时,陈希亮少卿(少卿,官名,陈希亮曾任大理寺少卿)任扶风太守,陈太守平生喜好黄金白银,曾经向开元寺的老僧求取炼金药方,可老僧没有给他。子瞻对老僧说:“陈太守给你要这方子你不给他,我不要你却给我,为什么呢?”老僧回答说:“我不是不喜欢陈太守,我只是害怕他拿到这方子就会去实施罢了。我过去曾把这方子传授给人,可拿这方子去炼金的,有的是马上就死了,有的是家里人死了,有的是丢官了,所以不敢轻易将它传授人。”老僧说完,当即拿出一卷书给子瞻,并对子瞻说:“这里面都是有名的方子,其中有一则就是化金方。我知道你一定不肯轻易拿它实施,只是请你不要随便将它传授人。像陈太守那样的人,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传授给他。”子瞻答应了。回到家中后,子瞻看了这个方子,方子说,用一两成色很淡的金子,这金子里含金的成分只有纯金的十分之一,然后加上一钱朱砂,再加上各种药一齐放入坩埚中煅烧,等它们熔化就马上倾倒出来,金子丹砂全都没有损耗,只是颜色深深浅浅斑斑驳驳夹杂在一起,接着再将它们放在坩埚里熔炼,直到金子的颜色均匀了才算完成。后来子瞻与陈太守相见,偶然谈到开元寺的老僧有炼金方子的事,仓促之中子瞻说:“我近来得到这个方子了。”陈太守吃惊地问子瞻:“你从哪里得到这个方子?”子瞻详细告诉陈太守是怎样得到这个方子的,并向他说明老僧不想轻易将方子传授人的想法,所以没有拿方子给陈太守看。可陈太守却一而再再而三要子瞻的方子,子瞻不得已只好给他。陈太守拿去一试,的确灵验。子瞻十分后悔地对陈太守说:“我没有可惜把这个方子给了你,我只是感到对不起老僧罢了,希望你在做这件事时千万要小心。”陈太守姑且答应说:“行!”此后不久,陈太守因收受相邻州郡送来的酒而犯法,以收取不正当财物的罪名被免了官,离开了扶风。子瞻怀疑他是因为使用了化金方子才落得这样的下场,自己为此深深感到悔恨。后来子瞻谪居黄州,陈希亮的儿子陈慥也在黄州,子瞻问陈慥说:“少卿先生过去究竟用没用这个方子来炼金?”陈慥回答说:“我父亲丢官以后到了洛阳,无钱买房,于是就大肆地用这方子炼金。”然而陈希亮最终却因得了手指上生疮的病而死去,这才知道老僧说的话确实不是虚妄的。以后十多年,我谪居到筠州。有个蜀中的僧人叫仪介,他是克文禅师的徒弟。克文禅师走到哪里,就为那里修造寺庙,每次修造花费巨大,可是没有谁知道克文禅师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克文禅师对自己的方术十分保密,问他,他不会回答。仪介和尚同省聪禅师关系很好,便悄悄向省聪禅师说了他的师父克文禅师的秘方,从仪介说的内容看,克文禅师的方子与扶风开元寺老僧所传的方子基本相同。但是仪介和尚因为不曾拿一分钱来为自己所用,所以才能够保存着这个方子并且自己也没有什么祸患。

 

养生金丹诀

 

予治平末溯峡还蜀,泊舟仙都山下,有道士以《阴真君长生金丹诀》石本相示,予问之曰:“子知金丹诀否?”道士曰:“不知也。然士大夫过此,必以问之,庶有知之者。”予佳其意,试问以烧炼事,对曰:“养生有内外。精气,内也,非金石所能坚凝;四支、百骸,外也,非精气所能变化。欲事内,必调养精气,极而后内丹成,内丹成,则不能死矣。然隐居人间久之,或托尸假而去,求变化轻举,不可得也。盖四大本外物和合而成,非精气所能易也。惟外丹成,然后可以点瓦砾,化皮骨,飞行无碍矣。然内丹未成,内无以受之,则服外丹者多死,譬积枯草弊絮而置火其下,无不焚者。”予甚善其说,告之曰:“昔人有服金丹不幸赴井而死,既而五脏皆化为黄金者。又有服玉泉,死于盛夏,而尸不败坏者,皆无内丹以主之也。子之说信然哉。”后十余岁,官于南京,张公安道家有一道人,陕人也,为公养金丹。其法用紫金丹砂,费数百千,期年乃成。公喜告予曰:“吾药成,可服矣。”予谓公何以知其药成也。公曰:“《抱朴子》言:药既成,以手握之,如泥出指间者,药真成也。今吾药如是,以是知其成无疑矣。”予为公道仙都所闻,谓公曰:“公自知内丹成,则此药可服,若犹未也,姑俟之若何?”公笑曰:“我姑俟之耶。”

 

译文:

我治平末年坐船溯长江三峡回蜀的途中,在丰都的仙都山下泊船时,有个道士拿一本《阴真君长生金丹诀》石刻本给我看,我问他:“你知道金丹诀吗?”道士回答说:“不知道。但是凡是有士大夫经过这里,我一定要问这个问题,可能会碰上有知道的。”我对道士的回答很赞赏,试着问他关于烧炼养生金丹的事,道士回答说:“养生要分内外。人的精气,是内在的,金石不能将它凝固;人的四肢、百骨,是外在的,精气不能使它们产生变化。要想炼好内丹,必须要调养精气,精气调养到了极点后内丹才算炼成,内丹炼成后,人就不会死了。但是由于这炼丹之人在人世间隐居的时间较长,所以他想凭借留下尸骸,自己成仙飞升离开人世,却是无法成功。人的四肢本来是外物组合而成,人的精气是不能将它们改变的。只有炼成了外丹,然后才可以点化瓦砾、皮囊、骨骸,身轻如燕,飞行也毫无阻碍了。但是如果你只是炼成了外丹,内丹还没有炼成,你的内在就无法承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要去服用外丹,大多会死,这就像把枯草败絮堆积在火下面,没有不焚烧的。”我很赞同道士的这一番说法,并告诉他说:“过去就有人服用金丹却因为承受不了跳到井里淹死的,死后他的五脏都变成了黄金。又还有人服用了玉泉,却死在盛夏大热之时,他的尸体一点也没有腐烂,这些都是由于没有炼成内丹的缘故。你刚才的说法的确是可信的。”这以后十多年,我在南京(今河南商丘)为官,张安道公家里有一个道人,是陕西人,他替张公炼养金丹。他的方法是用紫金与丹砂来炼,花费的钱有上百千,一周年后才炼成。张公高兴地告诉我说:“我的丹药炼成了,我可以服用了。”我问张公为什么知道丹药炼成了。张公说:“《抱朴子》上说,丹药炼成后,用手去握着它,它就像泥土一样从手指间挤漏出来,这表明丹药是真的炼成了。现在我的丹药就是这样,因此我知道我的丹药确实炼成而无可怀疑了。”我听了张公的这番话后,便把十多年前仙都山道士告诉我的那番话说给张公听,并对张公说:“你如果确信你自己的内丹已经炼成,那么,这丹药就可以服用,如果还没有炼成,最好等等看,你觉得怎样?”张公听了后,笑了一笑说:“我姑且等等吧。”

 

慎勿以刑加道人

 

予在王公君贶大名幕府,尝有丐者,以大扇伤一妇人而盗其首饰,于法为强盗,当死。予讯之,盗曰:“我乃学道者,且善相手,魏人多知我,我非盗也。”问之众人,信然。然盗状明白,不可讳。予言之君贶,君贶曰:“道人勿加以刑。使来,吾自讯之。”即曰:“此风狂人也,释之。”予退问丐者所从来,曰:“我利州山峡民家子也。少病癞,父母弃我山中,三日哭不绝声,岭上有一人循微径而下,顾怜我。我告之故,曰:‘吾家在谷中,汝苟能从我,为我拾薪汲水足矣。’即起从之。因教导引行气,数年,癞疾良愈。复谓我:‘汝宿业厚,当终身勤苦,乃免于病。此非汝所居,出山行乞,勿与平人齿。若美衣甘食,则病复作矣。然汝无以免饥寒者,诲汝相手,可以自养,有余,即以与人,勿畜也。’我游四方久矣,未尝敢违其言也。”予以告君贶,君贶善待之。因为与言:“吾昔登科,谒退傅张公,公曰:‘君异日必贵,有道人犯法,慎勿刑也。’吾请其故。公曰:‘吾少为射洪令,县方捕劫盗,弓手于山中执一人,不知所从来,曰:‘此劫者也。’吾视其人非凶人也,命脱械释之。官吏皆争,吾告之曰:‘果劫也,吾任其咎。’其人既得释,乃前问曰:‘公何以知我非劫也?’吾告之曰:‘吾视汝非劫者耳。’曰:‘公真不可得。我诚非劫,而迹似之。然我本学道,有师在山后,其徒仅十人,使我出市药,不幸而执。今归告师,三日复出见公矣。’如期即至,曰:‘我师奇公不凡,使我召公入山学道。’吾笑曰:‘吾有官守妻子,未暇从汝师。’其人曰:‘我师固知公未能也。有药在此,可日服一丸,药尽,我复来见公。’药可数合许,贮以小盒,如其言服之。药尽,其人复至,问药安在。曰:‘服之尽矣。’其人惊曰:‘此药有毒,他人服之必病,今不能病公。公真奇人也,今世必享上寿,贵极人臣,若求白日上升,则来世矣。’吾自此未尝以刑加一道人。”君贶孰视予曰:“君亦贵人也,勿忘张公之言。”予应之曰:“诺。”后二十余年,予为户部侍郎,税居张公旧第之西偏,见公诸孙,道公将薨之岁,有道人叩门,公见之曰:“此射洪故人也。”与之饮终日。留药遗公,退如逆旅,蝉蜕而去。服其药,则射洪所服药皆下,命埋之第中三清堂后。沐浴,盛服,卧帐中,使妓奏琵琶,移时不止。发帐视之,公则蜕矣。

 

译文:

君贶公知大名府时,我在他的手下做掌管勘问刑狱的推官。曾经有个乞丐,用大扇打伤了一个妇人,还盗走这个妇人的首饰,按照刑律,这个乞丐的行为应定性为强盗,属于死罪。我审问他,他说:“我是学道的,并且会看手相,大名府这一带的人(大名府在汉末为曹魏封地,故当地人又称魏人)大多了解我,我不是盗贼。”我问周围的人,大家都说是这样的。然而此人盗窃妇人首饰的行为十分清楚,不能避讳。我就把这事报告给王君贶知府,君贶对我说:“对道人千万不要用刑。带他来,我亲自审问他。”紧接着君贶又说:“这是一个疯癫的人,放了他。”我从君贶那里回来后,把这个乞丐找来,询问他是从哪里来的,他说:“我本是利州(今四川广元)山峡中老百姓家的儿子,小时得了麻风病,父母把我丢弃在山里,我哭了三天。这时,山岭上有一个人顺着山上的小路走下来,发现了我,问我为什么在这里。我便把自己得病而被父母丢弃的事告诉了他,他听后很同情我,对我说:‘我的家在山谷中,你如果能跟随我,只替我拾柴打水就可以了。’我马上起来跟随着他到了他家中,同他一起生活。于是他教我学习导引行气的炼身之法,几年过后,我的麻风病也痊愈了。他又对我说:‘你前一世的罪孽深重,这一世应当一辈子勤劳吃苦,才能不得病。我这里不是你长久居住的地方,你出山去行乞,千万不要把自己等同于一般人。如果你穿得好吃得好,那么,你的麻风病就会复发了。然而你现在还没有能解决自己衣食生活的谋生手段,我教你怎样看手相,你学会了可以用它来挣钱养活自己,如果挣的钱有多余,就把这钱给别人,千万不要存起来。’我出山后云游四方很久了,从不曾违背他给我说的话。”我把道人说的这番话告诉君贶,君贶也好好地看待他。君贶趁此给我说道:“我过去科考进士及第,去拜见恩师张退傅公时,张公对我说:‘你以后一定会显贵,如果有道人犯法,你千万要谨慎对待,不要用刑。’我听后觉得奇怪,便向张公请教这其中的缘故。张公告诉我说:‘我年轻时任射洪县令,该县正到处搜捕窃贼强盗,捕快们在山里抓着了一个人,却不知他是从哪里来的。手下人向我报告说:‘这个人是窃贼。’我看他不像是个凶恶之人,便命手下人给他解开镣铐释放了他。县里的其他官吏都不同意放他,我对他们说:‘如果这个人真的是盗贼,我一个人承担所有的过错。’这个人被释放后,就走上前来问我:‘你为什么知道我不是窃贼呢?’我对他说:‘我只是看你不像窃贼罢了。’他听后对我说:‘你真了不起。我确实不是窃贼,仅仅是行迹有些像窃贼罢了。但是我本是学道的人,我的师傅在山后面,我师傅的徒儿仅有十人,师傅派我出山买药,不幸却被抓了。我现在回去告诉师傅,三天后再出山来拜见你。’三天后,这个人如期来到我这里,对我说:‘我师傅觉得你很不平凡,让我来召你进山学道。’我听后笑了笑对他说:‘我有官员职责和妻子儿女,哪里有空去跟随你的师傅。’这个人说:‘我师傅本也知道你不可能放下现在的一切来学道。我这里给你带来了一些丹药,你可以一天服用一丸,药吃完了,我再来看你。’这药大约有几合(合,音,容量单位,一升的十分之一),我用小盒将它们储藏起来,按他的话服用。药吃完了,这个人又来到我这里,问我药在哪里。我说:‘吃完了。’他吃惊地说:‘这药有毒,别的人吃了必定会得重病,现在你吃了却平安无恙。你真是个奇人,这一世必定高寿,并且贵极人臣,但如果要想成仙上天,则只有来世了。’我从此便不曾对任何一个道人用刑。”君贶说完后,仔细看了看我,对我说:“你也是个贵人,千万不要忘了张公的话。”我回答说:“好。”二十多年后,我在京城担任户部侍郎,我租赁居住的房子在张公旧宅西边一个偏僻的地方,我见到了张公的几个孙子,他们告诉我说,张公将要辞世之年,有个道人来敲门,张公开门一看到他,便说:“这是射洪的老朋友。”张公同他喝了一天的酒,告辞时他留下些丹药送给张公。他回到旅店后,像蝉蜕皮一样,留下一堆衣服躯壳离开了。张公服了他的丹药后,则几十年前在射洪服的丹药全都下了下来。张公命人将下下来的丹药埋到宅邸中的三清堂后面,然后自己沐浴,穿上华丽的服装,卧躺在帐中,叫乐妓奏弹琵琶。一个时辰过去了乐声都没有停止,家里人打开帐子一看,张公则是留下一堆衣服躯壳离开了。

 

简评:

《龙川略志第一》共四则,记了四件事,其中有关道家的三件,僧家的一件。咋看起来,记的都是都与僧道有关的梦幻之境、烧金方术、养生金丹,显得有些荒诞离奇,但如果你仔细一看,就会发现这些荒诞离奇的事都与官员有关,而且这些官员还大多是位高权重(杨绾、高郢、严震均是唐朝的宰执,而涉及本朝的陈希亮,字公弼,时任扶风太守,王拱辰,字君贶,为大名府知府,张方平,字安道,在神宗朝官居宰相,张士逊,别号退傅,更是在真宗、仁宗二朝三次拜相),那就有些耐人寻味,值得探究了。

四件事中,《梦中见老子言杨绾好杀高郢严震皆不杀》、《慎勿以刑加道人》都与官员如何对待人民的生死、刑狱有关,《烧金方术不可授人》与官员对待金钱财物有关,而《养生金丹诀》也与官员如何修炼自身内在的精气神不无关系,可以说,苏辙通过这几件事,含蓄委婉地表达了自己在官员该怎样对待人民生死、对待金钱财物、对待自身修炼等问题上的观点看法,真值得细品。

手中握有掌管百姓的生死大权的官员,该如何来对待百姓的生死呢?苏辙在《梦中见老子言杨绾好杀高郢严震皆不杀》、《慎勿以刑加道人》中,用看似荒诞却又含义鲜明的人和事,对这个问题作了具体回答。他先在《梦中见老子言杨绾好杀高郢严震皆不杀》中描写了一个梦境,将唐朝的三个大官拿来比较,委婉地表达了官员应善待苍生而不应好杀的观点。苏辙借梦中的老子之口说,杨绾、高郢、严震都是唐代的高官,在他们三人谁“贤”这点上,老子不同意苏辙认为“郢、震虽贤,其不及绾远矣”的看法,反而指出杨绾远不如高、严二人“贤”,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绾好杀生”,“而郢、震皆不杀”,杨绾的寿命之所以远不及高郢、严震二人长,就是因为杨绾“好杀”的缘故。关于杨绾是否“好杀”这点,苏辙用梦醒起来“阅《唐书》,三人官秩、寿考皆信,独不见好杀与否耳”这样的话来含蓄地表达对老子说法的赞同。他说,《唐书》中尽管没有关于杨、高、严三人是否好杀这方面的记载,但里面说的有关杨、高,严三人官阶的大小、寿命的长短均与老子所说相符,言下之意,老子的说法是可信的。苏辙还借梦中老子对他说的“子其志之”的话,来表达自己要把善待苍生、反对“好杀生”的做官准则铭记在心的思想。如果说,在《梦中见老子言杨绾好杀高郢严震皆不杀》中里关于杨、高、严三人“好杀与否”是似乎还无确切的证据的话,那苏辙在《慎勿以刑加道人》这一篇文章里则以两位本朝官员的慎用刑罚的事,来表述了不滥杀无辜的正确性。这两位官员一是时任大名府知府的王君贶,一是年轻时任射洪县令的北宋名臣张士逊,这两位官员均是“勿以刑加道人”。咋看起来,“勿以刑加道人”似乎有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正,两位官员也似乎有枉法的嫌疑,但如果读者稍加留心,就会发现,在“勿以刑加道人”的前面,还有一个“慎”字,而两位官员在不对“道人”加刑上,无一不是围绕着这个“慎”字在执法的。我们先来看王君贶不“加刑”的那位道人,该道人本是“盗状明白”,可他是不是真正的盗贼呢?从道人的自述与他平日的一贯行为以及“众人”的证言这三方面综合起来看,道人应该不是盗贼,而他所谓清楚明白的“盗状”,应该是在偶发精神失控的情况下所为,这就是王君贶所说的“此风狂人也”。按照古今中外的律法,精神失常者的行为,一般是不承担法律责任的。王君贶正是依照恩师张退傅公“慎勿以刑加道人”的教诲对 “盗状明白”的道人全部情况作了综合研判后才释放了道人,因此可以认定王君贶的做法不仅是不枉法,而且还是官员以忠厚待民的体现。如果说王君贶不“加刑”的那位道人还算是“盗状明白”的话,那张退傅公释放的那位道人连“盗状”都没有,更不该“加刑”了。这个道人只是在射洪县大面积搜捕盗贼的情况下,仅仅因为“不知所从来”,当地人不认识他,就觉得他形迹可疑,而把他看成盗贼抓了起来。张公通过对“弓手”抓道人时的情况汇报的判断,再加上对“其人非凶人”的观察,力排“官吏皆争”,以“果劫也,吾任其咎”的敢担当责任感,释放了无辜被抓的道人,张公的做法,充分体现了一个官员在刑狱上对百姓的慎重与忠厚。为了凸显官员应善待苍生而不应好杀这一观点,苏辙在两则文章中都用了对比的手法,“好杀生”的杨绾与“皆不杀”的高郢、严震的对比,“果劫也,吾任其咎”的张退傅公与“皆争”的官吏的对比,这种对比手法的运用,使文章的主题得以更鲜明的表达。苏辙的官员应善待苍生而不应好杀这一观点是他一贯坚持的,他在年轻时参加科考所写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中,就肯定了“古之君子立于天下”,对民所采取的“罪疑者从轻,功疑者从重,皆顺天下之所欲从”的忠厚待民之举,对“圣人”在对待“天下之人”所采取的“不幸而有罪,可以刑,可以无刑,刑之而伤于仁;幸而有功,可以赏,可以无赏,无赏而害于信”的仁爱做法十分推崇。所以可以肯定地说,苏辙用《老子言杨绾好杀高郢严震皆不杀》《慎勿以刑加道人》来表达他官员应善待苍生而不应好杀的观点,其写作目的是清楚明白的。虽然文章里面有“好杀”就寿命短,“不杀”就寿命长的因果报应迷信说法,为今人所不认同,但对近千年前处于封建迷信时代的苏辙拿今人的思想去衡量,那也是有失公允的,更何况苏辙肯定的那几位官员的确寿命长(高郢72岁,严震77岁,王君贶74岁,都过了古稀之年,张退傅更为了得,竟活了86岁,到了耄耋之年),因此可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用“好人命长”这一带有因果报应迷信色彩的说教来表达主题,也是无可厚非的。

在钱财面前,官员是廉洁自律还是贪财自利,苏辙在《烧金方术不可授人》一文中也用一个带有因果报应迷信色彩的故事来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溺于黄白”的扶风太守陈希亮好不容易才得了一个“烧金方术”,这“烧金方术”虽然给他带来了金钱,使他能买房置屋,可真正的结果则是一因收受相邻州郡送来的酒而犯法,以收取不正当财物的罪名被免了官,二因大肆用“烧金方术”来炼金,得了手指生“痈”的重病而丢了性命。陈希亮太守可悲的结局似乎正应了开元寺老僧的“有为之即死者,有遭丧者,有失官者”的话,不过,这看似报应的故事却表明了作者提倡官员廉洁自律、反对官员贪财自利的做官准则。为了突出这一观点,苏辙在文中还将自己的哥哥苏轼与陈希亮作了对比,树立起一个廉洁自律官员的典范。文章的末尾写克文禅师及其徒儿仪介和尚用“烧金方术”炼金却安然无恙的事虽然不关涉官员,但针对陈希亮的结局来看,也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对比。这里需指出的是,苏辙及其兄长苏轼在他们的为官生涯中,一直秉持廉洁自律的做官准则,无论是在朝中官居高位还是在地方做一把手,都从未有过贪财自利的劣迹。这一点连他们的政敌也十分清楚,所以他们在攻击弹劾苏轼苏辙兄弟所列出的所谓“罪状”中,几乎不关涉钱财经济方面。说“几乎”,意味着他们并非从未干过,熙宁四年(1071),在苏轼连上两篇《上神宗皇帝书》全面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后,引起了变法派的不满。御史知杂事谢景温诬奏苏轼,说他在苏洵去世,扶丧返川时,曾在舟中贩运私盐谋利,并追捕当时船工进行拷问,最终却一无所得。这是苏轼一生中所遭受的无数次诬陷的第一次,也是遭受在经济钱财被诬的唯一一次。从此以后,苏轼苏辙兄弟的政敌也变得“聪明”了,他们知道,对廉洁自律的兄弟俩,要想在经济钱财方面找突破口,那是徒劳的,所以他们以后攻击苏轼苏辙兄弟再也不关涉钱财经济了。

《龙川略志第一》中还有一篇《养生金丹诀》讲的是道家炼丹的事,虽与做官的职责品行关系不大,但仙都山道士那番关于内丹外丹的见解以及苏辙与张方平一席谈话,也似乎含有官员应着重修炼自身的精气(“内丹”)的意味。

综上所述,《龙川略志第一》里虽然讲的都是僧道的一些“烧金”、炼丹、因果报应等近乎荒诞的事,但却从中委婉含蓄地表达了苏辙在官员应秉持什么样的官品人品方面的观点与看法,这些观点和看法对于当今社会也是很有益处的。

 

注释

引文皆出曾枣庄、舒大刚主编《三苏全书》(第四册),语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483~489页。

 

胡先酉,眉山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转自2014年第1期《苏轼研究》。


(作者:胡先酉 编辑:suxue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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