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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苏轼的“疑” ——由读《石钟山记》想到的

时间:2018年09月10日 信息来源:转自2010年第3期《苏轼研究》。 点击: 加入收藏 】【 字体:

 

谈谈苏轼的“疑”

­——由读《石钟山记》想到的

 

胡先酉

 


内容提要:苏轼对前人的说法敢疑,无论是权威先贤,还是经典著作,他都敢疑。苏轼不仅敢疑,而且会疑。苏轼的疑是经过思考分析后的有依据的疑,这体现了一种严谨治学的态度。不仅如此,苏轼还能解疑。苏轼这种敢疑、会疑且能解疑的严谨治学态度,不仅对我们做学问有获得真知,减少谬误的好处,而且对我们的教育也大有帮助,它能使我们的受教育者在学习过程中不唯书、不唯师,并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勤于动脑来获得尽可能正确的知识,为成为科学大家打下牢实的基础。

关键词:敢疑  会疑  解疑  育人

 

《石钟山记》是苏轼散文的代表作之一,文章开头有一段话,现实录如下: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这段话里,苏轼对前人石钟山得名的解说一而再地表示了怀疑。首先是怀疑郦元的说法。郦元即郦道元,北魏地理学家,其地理学专著《水经注》是一部很有文学价值的地理巨著,中学课本里选过《水经注》里的《三峡》一文,凡读过的都会在脑中留下很深的印象。可对于这位地理学家其权威巨著《水经注》中对石钟山得名是“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的说法,苏轼用“人常疑之”来表示怀疑。“人常疑之”,其中隐含的意思是不仅我苏轼怀疑,别的人常常也怀疑,那你郦元的说法真是很有问题。为什么呢?你郦元说石钟山得名是因为山下是深潭,微风鼓动波浪,与山下的石头撞击,从而发出洪钟般的声音。可现在就是拿发音很好的钟与磬放在水中,即使是大风浪也不能使它们发出鸣响,更何况是实心而发音不好的石头,怎能发出大钟般的声音呢?所以你郦元的说法值得怀疑是显而易见的。其次是对唐人李渤说法的怀疑。李渤看来也是对郦元说法持怀疑态度的人之一,所以他才亲临石钟山查看,并写下了《辨石钟山记》一文,表示了对郦元说法的不认同,并发表了自己对石钟山得名的看法。李渤的行为,印证了苏轼文中对郦元说法是“人常疑之”这点。但苏轼认为,李渤的说法,更有问题,苏轼用“余尤疑之”来表达自己对李渤说法的根本不认同。尽管你李渤亲身到了石钟山,可仅仅凭在山上拣了两块石头,敲击它们发出声音来,就以此说石钟山的得名是因为山上的石头敲击后可以发出钟声来,这一说法更是站不着脚的。因为敲击后能发出声音的石头,这世上所有的山上都是有的,为什么所有的山都没有叫石钟山,偏偏这里名为石钟山呢?所以我对你李渤的说法更为怀疑。

从《石钟山记》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苏轼是一个对前人说法敢疑并会疑的人。说他敢疑,是他对郦道元这位大学问家的权威著作里的说法都敢怀疑;说他会疑,是他所提出的可疑之处是经过思考分析后的有依据的疑,而绝非是那种不知天高地厚,不分青红皂白的狂妄的“怀疑一切”的“疑”。这种敢疑并会疑的严谨治学态度在苏轼的著作里还有不少,现再举几例。

《东坡志林》卷四中有《元帝诏与〈论语〉〈孝经〉小异》这篇短文:

楚孝王嚣疾,成帝诏云:“夫子所痛,‘蔑之,命矣夫!’”东平王不得于太后,元帝诏曰:“诸侯在位不骄,然后富贵离其身,而社稷可保。”皆与今《论语》、《孝经》小异。离,附离也,今作“不离于身”,疑为俗儒所增也。

苏轼在文中说西汉成帝、元帝的诏书与“今(指宋当时)《论语》、《孝经》”在谈同样的问题时,其说法有小小的不同,并对《孝经》中把“离”说成“不离”这一“小异”,怀疑是“俗儒”(即知识浅薄之人)所增加上去的。为了使大家能更清楚了解苏轼在文中所说的事,笔者现将“今《论语》《孝经》”中与成帝、元帝在诏书所说同类问题的文字拿来作一比较。汉成帝在诏书里对楚孝王刘嚣得了重病的事说的是“夫子所痛,蔑之,命矣夫。”而“今《论语》”中《雍也篇》里说孔子的弟子伯牛得了重病,孔子去看他而这样写道:“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成帝诏书与“今《论语》”在表达对生病者的痛心心情时,说的话基本一样,其中只是成帝诏书里用的是“蔑之”,“今《论语》”中用的是“亡之”,“蔑”与“亡”说法不同,但这点小异无关紧要,因为“蔑”与“亡”都可以作为“无”讲,表达的意思是差不多的。可“今《孝经》”在谈到当权者在位不骄便可以富贵在身、社稷可保这一问题时,与元帝诏书中的小异却有大问题。元帝诏书里说:“诸侯在位不骄,然后富贵离其身,而社稷可保。”“今《孝经》”里则说的是:“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两相比较,都谈当权者在位不骄的好处,但唯独不同的是对可以富贵在身这点元帝诏书里说的是“富贵离其身”,而“今《孝经》”里则说的是“富贵不离其身”,一为“离”,一为“不离”,却表达同样的意思。这等于是说“离”就是“不离”,这岂不自相矛盾么?苏轼通过比较,觉得应该相信元帝诏书里的“离”就是“在”的意思,即苏轼在文中说的“离,附离也”,从而怀疑“今《孝经》”里的“不离”的“不”是“俗儒”增加的。怀疑的依据就是元帝的诏书里所说的相关的话。

苏轼不仅对“今《论语》《孝经》”敢疑会疑,而且对古代著名思想家的名言也敢疑。《东坡志林》卷四还有一篇短文是《辨荀卿言青出于蓝》:

荀卿云:“青出于蓝而青于蓝,冰生于水而寒于水。”世之言弟子胜师者,辄以此为口实,此无异梦中语。青即蓝也,冰即水也。酿米为酒,杀羊豕以为膳羞,曰“酒甘于米,膳羞美于羊”,虽儿童必笑之,而荀卿以是为辨,信其醉梦颠倒之言!以至论人之性,皆此类也。

“青出于蓝而青于蓝”这是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荀子在其著名的文章《劝学》中的名句,后世乃至包括今天,人们基本上也将其作为学生超过老师的一种习惯说法。苏轼并不是否认学生超过老师这点,而是怀疑荀子用来说这个道理的比喻本身有问题。苏轼说青与蓝、冰与水本为同一事物,只是在不同的情况下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已,怎么可以将青与蓝、冰与水当成两个不同的事物来进行比较呢?弟子胜过老师,毕竟弟子与老师那是两个不同的个体,而非同一个体。荀子拿同一个体的东西来比喻两个不同的个体,那简直是说梦话。为了进一步表明自己怀疑得对,苏轼又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来反驳荀子。荀子不是爱用打比方来说理么?我苏轼也用打比方来反驳你。把米拿来酿成酒,杀了猪羊做出佳肴,然后说酒比米甘,羊比膳羞美,即使是儿童都会笑你。你说你说的是不是“醉梦颠倒之言”。而你所谈论人性的那些话,大多也是打胡乱说。

笔者在读《辨荀卿言青出于蓝》一文时,虽然也不很认同苏轼对荀子此说的怀疑否定,但从敢疑会疑,疑得有理这点看,苏轼是做到了的,在这方面是可以作为范例的。不过我揣想,苏轼对荀子不满意的真正原因,恐怕还是荀子主张性恶论吧,而苏轼则提倡的是仁爱慈善的人性,二者水火不容,所以苏轼说荀子是打胡乱说也就不奇怪了。

苏轼不仅疑作品中的言语辞句,而且对名著中的历史人物的评价也疑,《东坡手泽》中有《宰我非叛臣》一文:

常病太史公言宰我作乱夷其族,使吾先师之门,乃有叛臣。而天下所通祀者,乃容叛臣其间,岂非千载不蠲之惑也耶?近令儿子过考阅经书,究其所因,则宰我不叛,左验甚明。太史公固陋承疑,使宰我负冤千岁,而吾师与蒙其诟,自兹一洗,亦古今之快也。

宰我也叫宰予,孔子的学生,尽管孔子说“朽木不可雕”的白日睡觉者就是他,但宰我却是孔子十大门徒之一,其善于言辞可与子贡相比肩,而且在孔子的学生中他是经常向老师提问并表明不同看法的为数不多的学生之一。相传宰我在齐国为官时,参与齐国大臣田常杀齐简公的叛乱行动,最后被诛杀乃至一族人都被株连。司马迁(即太史公)在《史记》《弟子传》中也作如是之记载。但苏轼却对此存疑,疑的依据是既然宰我是叛臣,可天下在祭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及其门徒时,宰我也是被祭祀者之一,这岂不是千年不白之疑惑么?苏轼这一疑,也是疑得有依据的。

苏轼除了对作品本身表疑外,对评议作品的一些看法也有自己不同的观点,《仇池笔记》卷上有《白乐天诗》一文:

白乐天为王涯所谗,谪江州司马。甘露之祸,乐天有诗云:“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不知者,以为幸祸,乐天岂幸人之祸者哉?盖悲之矣。

白居易在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因率先上书请急捕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得罪了当权者,以僭越言事的罪名贬出朝廷。他本被贬为江表刺史,即江表这一郡的行政一把手,但作为当时朝中大臣的王涯却说白居易不宜治郡,于是追贬白居易为江州司马这一地方政府的属官。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即白居易被贬二十年后,宰相李训与郑注谋划除掉宦官仇士良等,假称甘露降祥,诱使仇士良等前去看并将其诛杀。结果,事情败露,李训等受诛。世称“甘露之变”。此时作为几朝老臣且身居宰相位置的王涯尽管没有参与其事,但因涉嫌而被抓起来后,受不了牢狱中的酷刑,便自称同谋也被诛死。二十年前,白居易因王涯所馋被追贬为江州司马,二十年后,王涯却落得如此下场。白居易知道这事后写的诗中有“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这两句。已年过六旬的白居易此时在洛阳履道里山中闲居,自号香山居士,优哉游哉!所以此诗句流传出来后,不少人都认为白居易在借诗表达幸灾乐祸之情。可苏轼则说这些人是“不知者”,白居易不是表乐祸之情,而是为王涯受祸表同情。因为白居易本身就蒙受过这种被诬之冤。而白居易的这种诗情,也只有自己也蒙受被诬之冤的苏轼才体会得到的。苏轼在《白乐天诗》中尽管没有用“疑”或“惑”这样的字眼,似乎是在谈作品本身的真正情意,但从不赞同“不知者”的看法这点看,也把他作为一种另类的“疑”。

笔者说苏轼敢疑会疑,还表现在苏轼能解决“疑”这点上。如果只是敢疑并能提出怀疑的依据,但最终没有解决“疑”,那还说不上你有本事。就像说你能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但却没有解决问题,那你是算不上有本事的。而苏轼在这方面是做得不错的。

苏轼解决疑通常用两种方式:一是查引相关的文献资料来解决问题,二是用亲自调查或结合亲身体会来解决问题。

《宰我非叛臣》《元帝诏与〈论语〉〈孝经〉小异》就属于第一种解决“疑”的方式。在《宰我非叛臣》中,苏轼说为了解决宰我是否为叛臣这个疑问,便叫自己的儿子苏过去“考阅经书”,通过查阅资料分析宰我被杀的原因,证明了宰我并非因叛被杀,从而洗清了宰我背了千年的叛臣之名,也洗清了宰我的老师,也是我们所有读书人的先师孔子所蒙受的责备。这真是“古今之快也”!但细心的人一定会问,苏轼在这里所说的“令儿子过考阅经书”是“考阅”的什么“经书”,里面为什么又能证明宰我不是叛臣。为解决这一疑问,笔者再给大家呈上《东坡志林》卷三中《宰我不叛》一文:

李斯上书谏二世,其略曰:“田常为简公臣,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阴取齐国,杀宰予于庭。”是宰我不从田常,为常所杀也。《弟子传》乃云:宰我与田常作乱而灭其族,孔子耻之。李斯事荀卿,去孔子不远,宜知其实。《弟子传》妄也。

从这篇短文不难看出,苏轼叫儿子苏过查阅经书,查到秦李斯谏二世胡亥的奏书里有关田常叛齐简公的一段文字,大致的意思是田常叛齐时,杀了宰我,这表明宰我没有跟随田常叛乱,才被田常所杀。由此看出,宰我不仅不是叛臣,反而是忠臣。所以太史公司马迁在《弟子传》中所说的“宰我与田常作乱而灭其族,孔子耻之”是不正确的,李斯是先秦时的人,离孔子生活的年代不远,应该是了解那段历史的。所以在李斯之后近百年的司马迁所写的《弟子传》中关于宰我为叛臣的说法是“妄也”。

《元帝诏与〈论语〉〈孝经〉小异》中,用以证明《孝经》中的“富贵不离其身”中的“不”字是“俗儒”增添的依据,就是元帝诏书里关于“东平王不得于太后”的几句话。当然,如果苏轼还有别的佐证材料,那说服力会更强。

而《石神山记》则是苏轼用亲身实践经历来解决“疑”的典范。为了证明自己对郦道元、李渤之说“疑”得正确,并能解决“疑”而找到石钟山得名的真实原因,苏轼竟不顾危险,在“莫夜月明”的情况下,独与儿子苏迈乘小船到石钟山的绝壁下,经过一番充满惊险的探访,终发现了石钟山得名的真实原因。他在文章中说,石钟山下有很多深浅不一的洞窟,微波进入里面,在洞窟里激荡发出了“噌吰”“噌吰”的钟鼓声,接着又在江心发现一块可坐上百个人的大石头,这大石中心是空的,有不少小洞,风浪涌进涌出这些小洞,便发出了“窾坎镗鞳”如钟般的声音。而且这声音与石钟山下的“噌吰”“噌吰”的声响应和,好像在演奏一段殿堂钟鼓乐一样。为此,苏轼认为自己找到了古人为石钟石命名的真正原因,他高兴地对儿子苏迈说:“汝识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也,窾坎镗鞳者,魏庄子之歌钟也。古之人不余欺也。”当然,对于苏轼对石钟山得名的说法,后世之人也有不赞同的,认为石钟山得名另有其因。但我们在这里并不探究谁的正确,我们要肯定的是苏轼用亲身实践经历来解决“疑”的这认真负责的严谨治学的精神。尽管唐人李渤也亲临石钟山,但他那种走马观花的探访与苏轼深入险地的探访相比,那是不值一提的。

此外,《白乐天诗》一文应属于苏轼用亲身体验来解决“疑”这一类。之所以苏轼认为白居易的“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这两句诗不是“不知者”所认为的“幸祸”之情,那是因为苏轼自己也经历过像“乌台诗案”那样所蒙的不白之冤。没有如白居易、苏轼那种蒙冤经历的“不知者”,只能从表面现象来作一般的世俗的推断,而经历过蒙冤之痛的如白居易、苏轼等,彼此的内心世界是相通的。这里借用白居易江州司马任上写的著名长诗《琵琶行》中“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两句诗来证明苏轼尽管在白居易之后二百多年,无法相识,但由于彼此有相同的经历,所以彼此的心是能相通的。

苏轼这种敢疑、会疑、解疑的严谨治学精神在我们求学、做学问的人当中是应大力倡导的。这种严谨治学态度的好处在于能使我们在求学、做学问的过程中通过存疑、质疑、释疑从而获得真知,减少谬误。不仅如此,笔者觉得在教育人方面,也应大力倡导这种敢疑、会疑的精神,因为它能使我们的受教育者在学习的过程中不唯书、不唯师,并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勤于动脑来获取知识,这样获得的知识就会正确得多,在脑子里也就扎得牢固得多。这是成为学问大家必不可少的途径。苏轼的这种“疑”的精神也是从小就开始培养的,他在儿童时上学就有这样的事。他在眉山城西寿昌院州学教授刘微之先生那里受教之时,刘先生把他自己的得意诗作《鹭鸶诗》念给孩子们听,其中尤其得意于“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两句。可小小年龄的苏轼听后说先生“雪片逐风斜”中的“逐风斜”没有写出鹭鸶的归宿,不如用“落蒹葭”好。刘先生听后,不仅没有不高兴,反而认为苏轼改得好,称许他敢疑敢动脑敢说不,说:“吾非若师也!”在这个小故事中,笔者尤其佩服的是刘微之这位老师,小小年纪的苏轼的敢疑精神在刘老师的手里没有被扼杀,而是被刘老师给予了充分的鼓励与肯定,苏轼以后能成为学问大家,刘老师功不可没,所以刘老师去世时,翰林学士范镇的悼亡诗里有“案头曾立两贤良(指苏轼、苏轼兄弟)”词来赞扬刘先生。

可是刘先生这种育人态度从古至今,在教育界大力提倡并身体力行的并不多。古的不说,对于当今的教育界,笔者从教几十年,个中情况了解不少,在这方面有点发言权。我们有不少老师,其中也包括笔者在内,总觉得自己给学生讲的教的都是正确的,在课堂上习惯以自己的教授讲解为主,尽管有时也要设计一些问题,但主要作用是把学生向自己认为是正确的知识上引。一般来说,极少有考虑到要学生对讲的东西说“不”,甚至不少老师容不得学生质疑自己教授的东西。因为这些老师认为,自己讲的教的都是正确的,怎么能容许你说“不”呢?

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我们不否认,我们教给学生的书,我们在课堂上讲的东西,绝大部分都是正确的。但因此而不引导学生质疑甚至扼杀学生的质疑,那就很不应该了。且不说书上说的或你讲的并不是百分百的正确(因为这里也的确存在需要质疑的不正确的东西),即便是你讲的是百分之百的正确知识,如果你不引导受教育者去思考,去提为什么,去从另外的角度审视,而是囫囵地教给学生,那受教育者接受的所谓正确知识也是没有经过消化后得到的。这样得来的知识是掌握不牢的,是无法去应用而产生效果的。更为严重的是,这样会培养一大批不动脑或懒动脑的人。

这种人只知道人云亦云,只懂得存在就是合理正确。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果主要由这样的人组成,那人类的进步社会的变革前进,就无从谈起。在中国的教育界乃至整个中国,都有一个让大家长久困惑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这近百年以来,竟然没有一个中国大陆本土的中国人获得过诺贝尔这一让世界羡慕且能体现一个国家科学文化水平的奖呢?我不知道像杨振宁、李政道之类移居他国却获得了这一殊荣的人是如何来看待困扰中国人的问题。但笔者揣测,诺贝尔奖的获得者都是在自己专攻的领域中取得了对人类的科学文明有巨大创新成就的人。而创新成就的取得,首先在于创新者善于通过独立思考而对现存的东西说“不”说“不完善”“不美好”,他们才有可能去创新。这在一个大多是不动脑的人群中,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当代不少有识之士也清醒地认识到教育中的弊端,现正在大力提倡各种教育改革,积极倡导并通过课改来培养学生勤于动脑、敢于质疑的精神。笔者也用《谈谈苏轼的疑》这篇拙作,为教育界的同仁们提供一个借鉴。我和大家都满心地期待,苏轼一千年后的今天能出现更多苏轼这样的大家,那诺贝尔奖花落中国也就是迟早的事了。

 

胡先酉,眉山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转自2010年第3期《苏轼研究》。


(作者:胡先酉 编辑:suxue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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