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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冕学者,苏学大家——孔凡礼苏学研究概述

时间:2017年01月05日 信息来源:《孔凡礼文存》之《无冕学者孔凡礼》 点击: 加入收藏 】【 字体:

无冕学者,苏学大家

——孔凡礼苏学研究概述

 

石钟扬

 

一 新的学术生涯:整理苏轼诗文集

“四人帮”粉碎后的第一个春天,孔凡礼在《光明日报》上惊喜地看到一则关于古籍整理的简讯。一天,他在平安里的电车站遇到中华书局编辑刘尚荣,互相来不及寒暄,就谈起中华书局的新动向。刘尚荣的母亲住在西四北八条,离孔住地(西城育德胡同)不远,过了两天,孔到那里去找刘,因为刘几乎每个礼拜天都要回家看母亲。刘尚荣带来一份中华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出版部门共同拟订的文学古籍出版规划。看了这规划,他精神为之一振,想先试着整理宋代一两个中小作家的集子,先练练差不多僵化的手笔。在刘面前,他没有说得那么具体,只是说想做点什么。其实中华书局并没有忘记这位治学特别严谨的老朋友。没过几天,刘尚荣就转达中华书局经过研究的意思,希望他担当起整理苏轼著作的任务;并说鉴于苏轼著作多,诗文集分开整理,先诗后文,作为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中的两种,是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制定的“八五计划”及“九年规划”中的重点项目。这实在大大超出他的意料。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他,当然是中华书局对他的莫大信任,

他知道这项任务极为艰巨。第一,苏轼是北宋时代的文学巨匠,唐宋八大家之一,眉山三苏的中坚,诗文浩如烟海,内容纷纭复杂;第二,仅就标点而言,苏轼诗文不像李杜诗集、或韩柳文集都曾有过句读本可供借鉴。这种项目通常需要组织一个班子,集体攻坚;而今由他独立完成,该是何等艰巨。但艰巨正是锻炼自己、提高自己的好机会。况且,他素来喜爱苏轼作品,自己就拥有万有文库本《苏东坡集》、四部丛刊初编影元刊本《集注分类东坡诗》、冯应榴《苏文忠公诗合注》;“文革”前他在北京图书馆读书时也搜集了一些苏轼的相关资料,准备搞《苏轼资料汇编》。这些有利于苏轼诗文集的整理。

不过,他还知道当时整理古籍没有稿酬,只有三十套样书相赠。对此,他全不计较。一九七七年三月底,孔凡礼开始点校《苏轼诗集》。一开始他就想如何才能使经过点校整理的《苏轼诗集》具有鲜明的特色和长久的生命力呢?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决定首先从汇校上下工夫。

历代流传的苏诗版本很多,有大量异文。苏诗是我国古典文学宝库中的珍贵遗产,为了全面继承这份遗产,他想把历代主要的苏诗版本的异文,用汇校的方式,全部记录下来,为研究者的深入探讨提供一些方便。他把这个想法告诉该书的责任编辑刘尚荣,刘表示同意。

他使用的校本有宋刊本十一种,元、明、清刊本各二种。还有包括金石碑帖在内的其他大量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资料。宋刊本十一种中,价值最高而又最难得的是每半叶十行的《东坡集》、《东坡后集》和影印宋景定补刊的施元之、顾禧注《东坡先生诗》三十四卷本。

这些是前辈苏诗学者梦寐以求而不可得的稀世珍宝。有的善本藏在台北、日本及美国。当时与海外的文化交流,还不能与今日相比拟。但刘尚荣在中华书局强有力的支持下,辗转得到了这几种珍宝。为利用这些有利条件贡献出一部精美的《苏轼诗集》,他恨不得一口汲尽西江水。三夏,蜗居小屋内暑气逼人,他挥汗如雨,手不停披。三冬,他回太湖老家过春节,在那间堆满柴草、光线阴暗的百年老屋里,呵冻挥毫。他在跟时间赛跑,真是分秒必争,“适伴东坡忘客至”,正是他校书的写照。

校勘古籍是异常艰难的工作。往往开始工作是精力充沛,校着校着精力不济,该校的地方就漏掉了。有时贪图校勘速度,也会出现漏校现象。这样,一校以后,觉得需要再校一次。二校以后,还不放心,于是决定三校。有的地方还要四校、五校。有时花几天时间,只校出三五处异文,他仍视为不小的收获,心里甜滋滋的。自己拥有的和中华书局提供的版本,在北京陋室或在太湖老屋伏案精校都好办。最让他为难的是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孤本:宋黄善夫家塾刊《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二十五卷,宋刊《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等。“文革”前,他拿着中学的介绍信,就能领取北京图书馆善本室或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阅览证。“文革”后,这些单位不向中学开放,他必须从中华书局开介绍信才能进北图,而且一张介绍信只能看一种或少数几种书,那时北图善本室有位许女士,对工作极端认真负责。她看到孔一而再、再而三地校读一部书,就严肃地说,如此频繁地使用,会影响书和胶卷的寿命。孔只得硬着头皮去看书,有时不得不隔几天再去。当看到书单上还是他借过的那些书时,她立即沉下了脸。刘尚荣了解这苦衷后,几次亲自登门以中华书局的名义求情,局面才稍有缓解。

这样,以清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为底本校勘苏诗;全部苏诗,孔凡礼读了五十遍以上,写下了七千多条校勘记,囊括了现在能见到的苏诗十七种善本的全部异文。孔本《苏诗诗集》以信息量大,资料翔赡,校订精审,收诗最多成为苏诗研究史上难得的精品。

煌煌大观的《苏轼诗集》刚刚脱手,孔凡礼又转而整理起《苏轼文集》。历史上第一部专收苏轼诸体文章的是明万历年间茅维刊行的《苏文忠公全集》,这个文集在清代以《东坡先生全集》为名,多次刊行。书中偶有他集互见的篇目,有重复的篇目,讹、脱、衍、异文较苏轼诗集多得多,他以茅本为底本,用九种宋刊、明刻善本通校,用金石碑帖、宋人别集、方志年谱等参校,用《宋大诏令集》、《历代名臣奏议》等备考,还参酌利用前贤校订成果。总之将传统的本校、对校、他校、理校诸法综合利用,录存了大量有参考意义的异文,对重出疑伪篇目也有恰当处理。加上后面提到的志在搜罗无遗的辑佚和对苏轼重要著作《艾子》的肯定并收入,孔本《苏轼文集》堪称苏集定本。

《苏轼文集》前人从来没有全面校勘过,其工作量远较整理苏诗艰巨。此外,还有比苏诗更多的考疑、辑佚工作要做。

孔凡礼以六、七年之功,翻阅了宋代和宋以后各类著作三四百种,从其中一百一十多种中辑得苏轼佚文四百多篇,而成《苏轼佚文汇编》,附于苏轼文集之后。辑佚虽不能说像是“大海捞针”,可也不是一枪就能打一只鸟。所需要的是对苏文全盘了然于心,而处处做有心人,首先是从苏轼同时代作家作品中找线索,再充分利用类书、金石碑帖和地方志,才有可能有意外收获。

孔凡礼乐此不倦,他把辑佚的过程视为一首美妙的诗章。

孔凡礼的一个学生郭小栓,性格温和,孔很喜欢他,两家住得很近,往来方便。郭毕业后在国子监首都博物馆工作。一九八一年冬季的一天,郭给孔老师一张参观历代碑刻展览的入场券,展览是北京市文物商店举办的。在宋代碑帖中展出了苏轼给文同(与可)书简的一部分。孔准确地记得《苏轼文集》的底本——《苏文忠公全集》中只收了三篇《与文与可书》,而眼前展出的,仿佛不在其中。于是他拿出随身携带的小本本,隔着玻璃柜,一字一字地抄下来。回家一对,果然不见于底本,他大喜过望。第二天他带着纸笔和老朋友翁荣溥一起去了博物馆,通过郭小栓,经反复请求,博物馆领导终于同意在博物馆内抄录苏帖全文,馆方给了他们三个小时,并由郭小栓找一个地方,老哥俩动手抄起来,苏字有行有草,一时辨认不清的字就依样画葫芦。(孔庆幸当时社会风气尚好,如果是一切向钱看的今天,不知花多少钱才能办成这事)。后又听说博物馆里有位研究碑帖的秦公,摄下了苏帖全文。从郭小栓那里知道秦公住城南潘家巷。一九八二年夏日,孔去拜访秦,见他住在大杂院中的一间小屋里,却处之泰然,他也十分喜爱东坡诗文书法,于是有了共同语言。孔提出借他所拍摄的东坡帖胶卷用一周,秦慨然同意。在秦的陋室喝着白开水,真如饮玉液琼浆,孔凡礼感激不已。借回胶卷,孔仔细核对辨认,从而辑出苏轼书简二十多篇,经考证,这是西楼帖,汪应辰刻于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共三十卷,久佚。清初出现十卷,宣统年间影印行世。这次展出的则是残卷的另一部分,出于原刻本,没有想到,这些经历八百多年风风雨雨的珍品,又能重见天日。此时孔凡礼陶醉在诗一样的美妙境界中。

孔凡礼锐意穷搜,继《苏轼佚文汇编》附《苏轼文集》行世后八年,复得苏轼佚文一百多篇。成苏轼佚文汇编拾遗》二卷,再后近十年,复得苏轼佚文十二篇,成《苏轼佚文汇编拾遗补》一卷。这是继茅维之后,苏文辑佚的最大成果。

清初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书》卷十收有苏轼给友人公弼郎中的一封短简,这个公弼是谁?孔凡礼遍查苏轼全部著作、同时代人著作及地方志等,没有搞清楚。苏轼此简作于宋神宗熙宁八年,苏轼当时在密州(今山东诸城)。一九九四年十月十一日,孔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朱靖华、诸城市博物馆前副馆长任日新、诸城市史志办主任邹金祥结伴到九仙山中寻访苏轼遗迹。攀山途中,孔谈到石刻题名之类话题,任日新若有所思,拿出一个普查文物的记录本,其中记有在距九仙山深处十余里的大石棚的题名碑,其中有一则为:“褚士言公弼,□中立子达,壬寅四月同游。”孔凡礼不由得老夫聊发少年狂,大呼:“不虚此行!”原来“公弼”是褚士言的字。壬寅乃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距离熙宁八年(1075)不过十三年。再查《苏轼文集》卷六十二《密州请皋长老疏》提到褚郎中,此公弼即褚士言无疑。大约可以说,如果孔凡礼不到这深山来考察,“公弼”是谁的公案,也许就永远无法解开。因为任日新虽抄下了这个题名碑文,并不知这个题石与苏轼有何联系。大石棚太峻峭,一般人视为畏途,将来即或有路可通,也未必有人熟悉苏轼交游达到孔凡礼的程度,而去仔细考察这个题石碑文。那天,孔凡礼以七十一岁之躯,攀山越岭,的确极累极累,但心里非常愉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吃了大苦,却破解一大迷,不由得诗性大作:

几费功夫踏铁鞋,九仙深处豁然开。

千年石刻分明在,笑与任翁醉一回。

他与任日新等相约回到诸城后要举杯共醉。

李之仪(端叔)与苏轼关系密切,而李的晚辈周紫芝又与李关系密切。周不及见苏轼,但周可能从李或李一辈人中了解到苏轼的故事,转而对苏轼有所评述。于是他细心阅读周的《太仓稊米集》,果然从中发现不少关于苏轼的资料,特别是卷七《夜读〈艾子〉书其尾》一诗,更为珍惜,他以这首诗为主要依据,撰成《艾子是苏轼的作品》一文,发表于《文学遗产》一九八五年第三期。《艾子》是否是苏轼所做,自宋以来无定说。从孔文之后遂成定论。学术界以为这是苏轼研究史上一重大贡献,这不仅考定了《艾子》的著作权,更为苏轼寓言研究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孔凡礼在整理苏轼诗文集之初,重校勘与辑佚而轻标点。心想,标点嘛,圈圈点点,核对引文勤点就行,算不了大事。在标点苏诗注文时,他核对了全部十三经引文,大部分前四史引文和其他书,发现了一些问题,并改正了底本上的一些错误,自以为差不多了。后来不断发现这方面的疏漏,才如服了清凉剂,真正认识到标点的分量。诚如鲁迅所说,“标点古文”,“自误事小,误人可似乎不大好”。苏诗注文涉及到天文、地理、历史、典章制度、文学、技术、宗教、考古、音韵、训诂、方言、动植物、矿物等等,领域广阔无边,远不是翻翻十三经、前四史所能了事。鲁迅曾说他翻译果戈理《死魂灵》时“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孔凡礼点校苏轼诗文时,岂止是冷汗不离身,而且是无夜不失眠,真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苏诗诗集》出版之后,语言学大师吕叔湘审读了部分篇目,发现了一些问题。例如《苏诗诗集》卷二十《初到黄州》“老来事业转荒唐”注文:“李台虾言韩昭曰:‘韩八座事业,如拆韈线,无一条长者。’”本意是李台虾说韩昭其人如何如何。“韩八座”就是韩昭。孔原在“李台虾言”的“言”字后,加一冒号,整个意思就变成韩昭自己说自己了,岂不荒谬。

还有《苏诗诗集》卷二十九诗题:“昨日韩丞相言王定国,今日玉堂独坐,有怀其人。”而孔在“相”后加逗号,“国”字后却没有逗号。按这样标法,“今日玉堂独坐”的是王定国。而事实是,“今日玉堂独坐”的是苏轼自己,怀其人乃怀王定国。孔把整个意思弄错了。

得到吕先生的指点,孔凡礼佩服得五体投地。透过这两例不仅说明他功力有待提高,而且功夫也还没有做到家。事非经过不知难。吕先生点拨的意义远远超过标点本身。从此以后,孔就更加小心谨慎,更多地翻阅典籍,且勤于思索。

说起勤于思索,孔凡礼还从启功先生那里得到过有益的启示,《苏轼诗集》卷十九,元丰二年作于开封御史台狱中的诗句:“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启功说“世世”与“来生”不对应,应是“此世”或“今世”。根据启功的提示,孔从宋景定补刊施元之、顾禧注《东坡先生诗》找到了依据,因改“世世”为“今世”。

经过多年毫不懈怠的艰苦实践,孔凡礼点校的功力与功夫都有长足进展,到点校《苏轼文集》时,就顺利多了。孔凡礼将这不断实践不断总结提高的过程,比作航行在河道中,经过反复勘察,能隐约地感到暗礁险滩在哪里,从而为扫除这些障碍做出努力。

孔凡礼点校整理的《苏轼诗集》(八册,一百六十四万字》、《苏轼文集》(六册,一百八十万字),作为国家“八五”计划、“九年规划”重点图书项目,由中华书局分别于一九八二年、一九八六年出版,后又多次修订重印。海内外学界广为称誉,视为近百年来苏轼研究最有价值的成果之一。二十多年来,两书常印不衰,就是它强大生命力的证明。

二 更上一层楼:编撰三苏年谱

后来的实践证明,孔凡礼的痛苦选择换来的确实是学术研究的极大自由。

早在一九七七年点校苏轼文集之初,孔凡礼就注意到从北宋以来就不断有学者为苏轼编年谱,有传下来的,有没有传下来的,传下来的保存了许多珍贵史料,然而它们大都篇幅短,已不能满足当代学者研究的需要。比较详细的年谱——清代王文诰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其中臆测、疏漏、错谬之处也很多。为推进苏轼研究的深入发展,亟待有部科学完备的苏谱出现。孔凡礼于隐隐中觉得这历史使命责无旁贷地落到自己肩头,于是他在点校苏轼诗文集时同步编起了《苏轼年谱》。

基本路子还是他当初研究陆游总结出来的“两全两账”法,先编《苏轼交游录》,当初《陆游交游录》涉及到六百多人,已够复杂了,而苏轼的交游面更广,涉及到一千三百多人,按人头立户,逐一记下各自的名、字、号、谥、生卒年、籍贯、科第、传记出处、与苏轼的特殊关系,并按姓氏笔画做了索引,便于检索。

同时编《苏轼编年录》对苏轼生命的六十六年,逐年乃至逐月逐日排列。经过排列,初步理出头绪,分清真伪、正误,提出一些深层次问题进行思索与考察。

为了这纵横两账,孔凡礼以近十年之功,遍览《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篇》、《皇朝文鉴》、《宋会要辑稿》、《宋诗纪事》以及宋、金、元诸多方志、类书、笔记、碑帖、总集、别集六百多种,其中不乏世所罕见的珍籍孤本。到一九八八年变成二百万字的《苏轼年谱长编》。然后经两次全局性的梳理归类,去粗取精,剔伪存真的评审考订,到一九九四年整理成一百三十多万字的初稿。此后,再度删繁就简,精益求精。局部增删与改动是随时都有,直到二校还在不停地改动着。终以百万字成书。

这部历时二十年四易其稿的《苏轼年谱》,以“信而全”著称:“信”,指引用史料准确可靠,读者、学者可以放心地使用;“全”,指占有资料全面,细大不捐。因而它能纠正历代久负盛名的苏轼年谱的种种失误,也能纠正《苏轼诗集》、《苏轼文集》的疏漏,并再度补充苏轼佚作百余篇。孔氏有很高的写作技巧与驾驭资料的能力,提纲挈领,点面结合,文笔生动,引人入胜。这样,孔编《苏轼年谱》篇幅虽大,但仍简于王文诰《苏轼总案》,而系事则详于王编;考订之精,为学界所共识。仅看其首尾就知此话不虚。譬如开头记述苏轼的名、字、号一项,一般年谱通常只说“公姓苏讳轼,字子瞻一字和仲”(见傅藻《东坡纪年录》),但孔编《苏轼年谱》卷一除列出“苏轼、字子瞻,一字和仲,或谓小字同文,行九二”外,还列出了“苏东坡、东坡居士、老泉山人、铁冠道人、戒和尚、玉局老、眉阳居士,雪浪斋。人称无邪公、仇池翁、毗陵先生、泉南老人,水东老人,东坡道人、海上道人、苏仙、坡仙。赐谥文忠后,人复尊称以文忠”等十八个字号,并列出详细出处,便于读者查阅。孔氏还对一些曾被人误解的字号进行了驳正。

再从孔编《苏轼年谱》的末条看,卷四十有云:“撰《遗表》,道潜(参寥)欲刻之,简道潜,嘱勿刻。”关于苏轼撰《遗表》事,诸年谱皆未见记述。此亦足证孔编《苏轼年谱》的详瞻和超前。撰《遗表》之制,在宋以前及宋代有之。乃谓朝廷官员临终前预作奏文,就朝廷兴革事宜提出建议,于身后上之朝廷以备采择,表示尽忠。苏轼自知将不久人世,而在病中预作“遗表”。据与道潜第二十一简(见《文集》卷六十一),知轼之《遗表》曾在若干亲知内传阅,道潜读《遗表》后,乃至简苏轼,欲刻上之。而轼复简嘱道潜云:“千万勿刻,无补有害也。”孔氏按云:“苏轼此表,当一如以往奏文,披肝沥胆,原意自欲上之朝廷,后或以朝政日非,表文触忤权要,不独于个人,于子孙、于友人均不利,遂改变初衷,不欲上之,不欲传于世,故嘱道潜勿刻。苏轼临终前,当就此吩咐诸子,诸子遵行之,其文遂不传。”此条史迹,过去多不被学者留意,而被孔氏通过孔编《苏轼年谱》加以保存,有填补空白之功。

孔编《苏轼年谱》一九九八年二月一经中华书局出版,立即在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有的学者称它为自成体系,超越古今的新型年谱。有的学者誉之为二十世纪写得最好的一部年谱。一九九九年十月,《苏轼年谱》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从点校苏轼诗文集,到编撰《苏轼年谱》,在孔凡礼学术研究历程上无疑是一次重大飞跃与升华,显示了他令人刮目相看的学术研究能力。

一九九六年初,当孔编《苏轼年谱》正在中华书局付排时,孔凡礼立即着手编撰《苏辙年谱》。苏辙是苏洵幼子,苏轼之弟,不仅与乃父乃兄一样在文学史上享有盛名,而且是官居副相的政治家。与苏轼相比,自宋至今研究苏辙的著述较少,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则尤其如此;作为苏辙研究的必备书《栾城后集·颖滨遗老传》、《宋史·苏辙传》、南宋孙汝听《苏颖滨年谱》、今人曾枣庄《苏辙年谱》都较简略。而孔编《苏轼年谱》对他与苏辙的交往也不可能有文必录,只能择其要而记之。而苏辙的郊游仅苏轼的十分之二三。经历也相对单纯些。如编《苏辙年谱》,就可以把他们兄弟间交往不受限制地全部记录下来。从这个意义上讲,编《苏辙年谱》既是研究苏辙的必要,又是苏轼年谱的延伸和补充,对苏轼研究仍有重要意义。

历时四年,到二〇〇〇年元月,孔凡礼用书两百多种(其中如灵岩寺石刻拓本等,是难得的珍贵资料)撰成五十万字的《苏辙年谱》。交学苑出版社付排,竟经过了五校(一般书校不过三),每一校都有新资料加入,同时请中华书局沈锡鳞审阅,并从格式上作了规范化编辑加工;刘尚荣作特约编审,刘本就著有《苏辙佚著辑考》,又是孔编苏轼诗文集及年谱的责任编辑,对苏辙很有研究,又熟悉孔凡礼著述的路数,因此对孔编《苏辙年谱》中偶有系年不妥、事实脱漏、引文重点不突出、佚文出处不详尽乃至标点体例都作了过细的核对、补充和改正工作。这样又磨合了一年半时间,到二〇〇一年六月由学苑出版社出版。中华书局《书品》二〇〇二年第一期有书评,认为《苏辙年谱》有四大特点:1.谱主形象,丰富多彩;2.资料详实,论据充足;3.考订严谨,辨正细密;4.详略适宜,写法新颖。

年谱之作虽是以编年体裁记载个人生平著述,但它不同于履历表、升官图,也不同于诗文作品编年目录,它理应全方位描绘出谱主的风采。孔编《苏辙年谱》(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可谓成功的范例,值得称道。

苏辙作为文学家,继欧阳修之后,与兄轼一起成为文坛领袖。苏辙作为政治家,在“乌台诗案”与“元祐党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苏辙年谱》旨在为文学家苏辙立传,却又无法回避他曾积极参与过的政治角斗。必须在二者之间找到恰如其分的契合点,以求不偏不倚,全面周到,否则无从下笔。孔编《苏辙年谱》成功破解了这道难题,不仅勾勒出文学家苏辙的人生历程与诗文创作的轨迹,而且查清了政治家苏辙在关键时刻的几次精彩表现。《苏辙年谱》向读者展现出苏辙形象的各个侧面,给人以丰满的立体化的感受。这也使《苏轼年谱》更具有可读性,更容易被一般读者所喜爱。

一方面,我们看到编撰者据《栾城集》、《栾城后集》、《栾城三集》等,将苏辙大部分诗文作品予以编年,在详注出处后,或摘引诗文中的名言佳句,作画龙点睛的评论;或概述诗文大意,却不加注释赏析,以省篇幅。书中对苏轼与苏辙的唱和,有详细周全的记述,对苏辙与黄庭坚、秦观、张耒、诗僧道潜等从相识、订交到酬唱聚会的文学活动,也有正确可靠的实录。文学家苏辙的创作道路与交游,他的才华与成就,他的心态与时局的关联,均历历在目。

另一方面,孔编《苏辙年谱》并未放松对苏辙政治活动的考辨。如元丰二年七月纪事,编者根据《孔氏谈苑》等资料,揭示了苏辙从驸马都尉王诜处获得御史台弹劾苏轼的绝密情报后,心急如焚,当即走价(派遣仆役),快马加鞭赶往湖州,向苏轼通风报信,令苏轼就逮时在告(因故休假)而由祖无颇权州事,故轼与妻子诀别稍得从容。这都显示出中年的苏辙在政治斗争中的明智与果断。又如孔编《苏辙年谱》援引的苏辙在元祐年间的一系列奏章(包括多篇佚文),又让读者觉察到“洛蜀党争”中,蜀党出头露面的精神领袖虽是苏轼,埋头苦干又卓有成效的中坚其实是苏辙。他攻击政敌,抓住要害,联名上疏,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又展现出晚年苏辙的历练与党争的残酷。

《苏轼年谱》、《苏辙年谱》相辉相映。前谱略者,后谱祥之;前谱缺者,后谱补之。分而观之,各成佳制;合而观之,珠联璧合,苏氏兄弟的年谱完工之际,孔凡礼即着编撰苏氏兄弟的父亲苏洵年谱。苏洵年谱甫成尚未来得及出版,他又应北京古籍出版社之邀,编撰三苏年谱。换一个聪明的畅销书写手,或许可用玩变形金刚的方式,将前三谱重新组合一番,交付出版社。不过,若那样,孔老就不成其孔老了。孔老是在前三谱的基础上,又耗了四年时间,对三苏的生平、交游、著述以及他们之间的故事再次做了全面考察,从头重新写了一部《三苏年谱》。《三苏年谱》吸收前三部年谱的长处,而省去了前三部中若干重复部分,更增补了许多前人未知未用的新资料,又有许多新的发现和独到见解,同时也订正了前谱中的若干疏失。

孔编《三苏年谱》二〇〇四年十月由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共二百二十万字,精装四册。一经出版,好评如潮。有学者称之为“迄今为止三苏行实研究的最高成果”。中国人民大学朱靖华教授则从“奥由博洽,学富志大”、“事明有效,论定有证”、“钩稽慎微,绳墨者章”;“增扩补缀,精益求精”等四点,称道《三苏年谱》为前无古人,惠及学林的巨著。

从一九七七年至今二十八年来,孔凡礼以苏轼为主题的三苏研究,著述五部二十二册约七百多万字,外加数十篇论文,构成了他三苏研究的庞大工程。尤其是三苏年谱系列,是层层攀高,一部比一部更精彩,而总体风格为新颖、详尽、扎实、可信。从而奠定了孔凡礼在“苏学”史上的十分重要的地位,深受海内外学者的尊重和敬仰。

石钟扬,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系教授,《无冕学者孔凡礼》节选。


(作者:石钟扬 编辑:suxue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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